伊莎多拉·鄧肯(68)

六八

　　觀眾們得助於黑暗的鼓勵，而且無論在什麼場合下都習慣於大合唱，於是，跟著領唱者一起唱了起來。深沉熱情的洪亮歌聲從黑暗中湧上來，傾瀉在舞臺上。

　　臺上，伊莎多拉獨自一人沉默無語地站著，心底裡一陣激動，甚至比第一次聽到巴赫的詠歎調，或尼基施指揮的柏林交響樂團演奏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時還要激動。因為，從這些看不見的純樸的人們口中湧出的大合唱音樂，比任何用樂器演奏的音樂更具有人情味，更輝煌雄壯。

　　一首接著一首，他們唱遍了他們所有的革命歌曲。舞臺上，伊莎多拉依然一動不動地站著，她的永不退縮的手臂仍然高擎著燭火搖曳的燈籠，她的面頰上熱淚滾滾。

　　這場即興音樂會進行一個小時之後，電燈終於亮了。這時，伊莎多拉對水兵們說：「當眾多的人合唱時，歌聲永遠是美妙動聽的。然而，我從未聽到過這樣世間少有的、這樣充滿質樸美的音樂。我永遠不會忘記今晚所聽到的歌聲。」

　　3月，伊莎多拉從列格勒回到了莫斯科。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每天的情形都大體相同。她的學校走上了常規。她不在莫斯科時，由艾爾瑪照管這所學校。她的情事也按著自己的方向發展著。葉賽甯像從前一樣常來常往。伊莎多拉經常接待朋友、記者、美國救濟協會的成員和其他人的來訪。

　　一天早晨，一封從巴黎打來的電報送到了她的房間。她用紅腫的眼睛看著電文：

　　多拉·格雷·鄧肯於1922年4月12日在巴黎其兒子的寓所中逝世。

　　頭一天晚上，伊莎多拉便預感到有什麼不幸的事情要發生。當時，她的母親正在巴黎，與雷蒙德住在一起。她的身體狀況不佳，正在生病。但伊莎多拉沒想到母親這麼快便永遠離開了她。

　　從那時起，伊莎多拉在莫斯科越來越坐臥不安了，她感到自己必須離開莫斯科一段時間。由於兩個原因，這樣做是必要的：一是她的健康狀況、一是學校的資金問題。她認為，能弄到足夠的大筆資金的唯一途徑，是到外面的世界去巡迴演出。而且，可能的話，帶上一些最好的學生，以顯示一下她正在完成的工作。

　　抱著這樣的目的，她打電報給紐約的一個演出主辦人，問他是否能為自己在美國安排一次巡迴演出。這個人回電說，他很願意安排這樣的巡迴演出，但是提出在秋季之前無法安排。

　　1922年5月2日，伊莎多拉·鄧肯與謝爾蓋·亞曆山德羅維奇·葉賽寧在莫斯科辦了結婚登記。

　　對於所有認識伊莎多拉·鄧肯並瞭解她的婚姻觀的人來說，聽到這條通過海底電纜發往外部世界的新聞，都感到大為震驚。

　　但是，那完全是一種形式而已！她絲毫沒有放棄自己的婚姻觀。

　　伊莎多拉想帶著葉賽寧離開俄國。首先，因為葉賽寧病得很厲害，需要得到專家的檢查和治療；其次，她認為他是個詩人，需要開闊新的眼界。可惜她不知道，讓這個俄國農民離開他的土地是多麼不明智的舉動。那是一塊他從西方世界的閒蕩中歸來之後為之哭泣和親吻的土地！

　　伊莎多拉想帶著葉賽寧離開俄國。她想讓他看看歐洲的一切美麗的東西和美國的所有奇跡。然而，雖然她知道她可以與她那金髮碧眼的詩人丈夫去德國、法國和意大利旅行，住在飯店的最講究的套房中，接待知識界的名流，且他們中間沒有人會無禮地詢問他們倆是否有結婚證書。但是，她也從過去的經驗中知道，生活在美國各州並不像她想像的那麼簡單，而且，飯店的老闆更愛多管閒事。以前有過這樣的先例，並非她杞人憂天。

　　因此，為了做一次平安而富有成果的旅行，伊莎多拉·鄧肯履行了合乎蘇維埃婚姻法的手續，在官方證書上把自己的名字簽成了伊莎多拉·葉賽寧－鄧肯。

　　下一步是得到護照和簽證。

　　直到此時，伊莎多拉才發現，自己進入俄國時帶來的護照找不到了。她曾經把護照交給莫斯科的一個人民委員會官員。美國國務院發給伊莎多拉·鄧肯小姐的護照，不知是埋在外交部某個無人問津的辦公桌中滿是灰塵的文件堆裡，還是在離開俄國外出旅行的另一個人的手中。

　　經過好幾個小時的談話、討論和抗議之後，伊莎多拉所得到的是一張能使她通過俄國國境而不會遭到任何好管閒事的「契卡」官員干涉的紙片。

　　至於交通工具，鄧肯已決定，值得紀念的蜜月旅行應該乘飛機去。她被告知，自從莫斯科到德國的航線開闢以來，還從未接待過任何私人乘客，而且票價也高得驚人——至少1O00金盧布！但那也阻擋不了她。她要去，她說，如果這是她一生中最後一次行動的話。

　　「順便提一下，」她的朋友說，「在你登上飛機開始這次冒險旅行之前，你最好寫個遺囑。」

　　「廢話！」她說。「我這輩子從未寫過遺囑。」

　　但是，望著她的新丈夫，她改變了主意。她拿起桌子上的一本已撕去大半的廉價筆記本，匆匆在本子的四頁紙上，寫下了下面的這段文字：

　　這是我最後的遺言。如果我去世，我把我的全部財產和所有物遺留給我的丈夫謝爾蓋·葉賽寧。如果我們同時去世，那麼，此項財產遺贈我的兄弟奧古斯丁·鄧肯。

　　書此遺書時神志完全清醒。

　　伊莎多拉·葉賽寧－鄧肯

　　見證人：施奈德

　　艾爾瑪·鄧肯

　　1922年5月 9日於莫斯科

　　翌日清晨，這對富於冒險精神的夫婦從普列特奇斯堅卡20號乘車前往托洛茨基小型機場。

　　飛機正在停機坪上等待他們。學校的秘書施奈德為一家雜誌寫了下面這段記事：

　　天氣寒冷刺骨，天上陰雲密布，並下起雨來。然而，就在飛機起飛的時刻，太陽透過雲層，射出了光芒。機場上有人民委員會的代表和各國記者。兩個大衣箱已經裝進機艙，從莫斯科飛往柏林的頭兩位私人乘客，登上了他們的頭等客艙。伊莎多拉穿著特意為這次旅行做的套裙，但葉賽寧卻不得不穿上航空公司借給他的飛行服。

　　整9點，螺旋槳轉了起來。艙門也關上了。伊莎多拉從舷窗裡望著她的學校的孩子們，並向她們揮手告別。飛機沿著跑道滑行。突然，機艙門又打開了。一張嚇人的蒼白的面孔出現了，喊著要午餐的籃子。葉賽寧拼命揮動著手臂。有人跑著追上了飛機，就在飛機離地前的一瞬間，設法把籃子遞了進去。一會兒，飛機成了天邊的一個小黑點。他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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