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鄧肯(7)

七

　　一天，他們從國立美術展覽館聆聽了一場非常有趣的講演之後回來，房門迎面「砰」地關上了。僅有的幾件小行李也都被鎖在裡面，他們只能站在門外的臺階上。翻遍各人的衣兜，總共只剩下大約六個先令了。他們只得走到肯辛頓公園，在一隻長椅上坐下來，考慮下一步該怎麼辦。

　　後來，伊莎多拉·鄧肯回想過去的日子，她說：

　　如果我們能看到一部反映自己過去生活的電影，難免要驚異地說：「我決不是這樣的！」當然我還記得那時四個人在倫敦浪跡街頭，正像狄更斯小說裡的人物一模一樣，而現在我就很難相信真的有過這樣的事了。年輕人經歷這樣一系列的災難，反而興致勃勃，是不足為奇的。可我那可憐的母親一生歷盡艱辛和苦惱，人也衰老了，遭到這麼大的困難卻能安然處之，現在回想起來，總是覺得難於相信的。

　　他們躑躅於倫敦街頭，身無分文，沒有朋友、也沒法找到過夜的棲身之所。試了兩三家旅館，但店主看到他們沒有行李，堅持要預付房租。他們又試了兩三家供宿夜鋪位的房屋，那些房東太太都表現出同樣的冷酷無情。最後，他們只好去跟格林公園裡的長凳打交道，然而來了個惡狠狠的警察，喝令讓他們滾蛋。

　　就這樣，整整過了三天三夜，一家人靠著廉價的小麵包維持生活。不過他們的生命力確實驚人，仍然去大英博物館打發日子。一次，當伊莎多拉讀溫克爾曼《雅典旅行記》時，根本忘卻了自己的處境而哭了起來。她不是為自己的不幸，而是為溫克爾曼從他所熱衷的探險歸來後不幸身亡而失聲痛哭。

　　到了第四天的黎明，伊莎多拉下了決心，一定要想個辦法。她讓母親、雷蒙德和伊麗莎白一聲莫吭地跟著她走，大模大樣地跨進倫敦一家最豪華的旅館。叫醒了半睡半醒的夜班侍者，說他們剛乘夜班火車來到這兒，行李即將從利物浦運來，快給他們開幾個房間，並且把早點送上樓來。

　　那天，他們在舒適的床上睡了一整天，還不時地給樓下的侍者打電話，厲聲指責行李怎麼還沒運到。

　　晚上他們就在房間裡吃飯。

　　第二天拂曉，他們斷定這個把戲已經玩到了頭，就像來時那樣，大模大樣地走出了旅館。當然這次沒叫醒那位夜班侍者。

　　走到街上，伊莎多拉感到神清氣爽，完全可以再次應付後面的日子了。

　　他們散步到切爾西，坐在老教堂的墓地上。伊莎多拉看到地上有一張報紙，就把它拾起來，她的眼光落在一幀照片上。報道說某夫人在格羅夫納廣場買了一幢房子，將在那裡大宴賓客。在紐約時候，伊莎多拉曾在她家裡跳過舞，於是她靈機一動。

　　「你們在這兒等著！」她對他們說。

　　午飯以前，伊莎多拉獨自找到格羅夫納廣場。那位太太正好在家，十分友好地接待了她。伊莎多拉說她到倫敦來了，目前在好些人家的客廳裡表演舞蹈。

　　「那正好，星期五晚上我要開一個宴會，」她說。「你能在進餐後來幾段嗎？」

　　伊莎多拉立刻答應了，同時轉彎抹角地暗示，要能如約前來，稍許預支一筆錢是不可少的。那位夫人立即簽了一張十英鎊的支票。伊莎多拉拿著這張支票，逕直奔回切爾西墓地。到了那兒，她對大家說：

　　「星期五晚上我要到格羅夫納廣場一位夫人家去表演舞蹈，威爾斯親王可能蒞臨。我們肯定要交好運了！」說著，她把支票拿出來給他們看。

　　雷蒙德說：「我們得拿這筆錢去找一間工作室，預付一個月房租，再也不能忍受那些卑下的房東太太的淩辱了。」

　　於是他們去找工作室，並在切爾西的國王路附近租到了一小間。那天晚上他們就睡在那裡，雖然沒有床鋪，睡在地板上，可是大家覺得又像藝術家那樣地生活了。一家人贊同雷蒙德的意見，以後再也不能去住那種小市民的客棧了。

　　他們付了工作室的房租，又用多餘下來的錢買了些罐頭食品做為儲備。伊莎多拉在商店裡買了幾碼薄紗，披著它出現在星期五晚上的宴會上。她跳了埃斯爾伯格·奈溫的《那吉蘇斯》，又跳了他的《奧菲莉亞》。人們交頭接耳地說：「這孩子從哪兒學來這樣悲哀的表情？」晚會結束的時候，伊莎多拉跳了門德爾松的《春之歌》。

　　鄧肯夫人為伊莎多拉伴奏，伊麗莎白朗誦了幾首希臘詩人戴奧克裡圖斯的詩，雷蒙德也簡短地做了個講演，女主人大為高興。

　　那是個典型的英國上流人士聚會，但誰也沒有注意到伊莎多拉跳舞時赤腳穿著便鞋，身上披著透明的輕紗。這種樸素的裝束幾年後在德國風靡一時。然而英國人是特別講究禮貌的民族，沒有一個人想要評論她那獨出心裁的舞服。另外，大家只是說些「多美啊」、「好極了」、「多謝您啦」之類的話，僅此而已。

　　不過，這次晚會之後，伊莎多拉收到了許多請帖，邀她到知名人士家裡去表演舞蹈。經常地，頭天她可能在王親國戚面前跳舞，而第二天卻連飯都吃不上。因為他們有時付錢給她，而更多的時候卻一分錢也不給。女主人們總是隨口對伊莎多拉說：「您將要在公爵夫人或伯爵夫人面前跳舞。這麼多的顯貴看您跳舞，您的名字在倫敦將會紅得發紫！」

　　有一次，伊莎多拉在一個慈善募捐演出會上連續跳了四個鐘頭。所得的報酬只是一位有爵位的夫人親自給她倒茶，並且給她草莓吃，可是伊莎多拉好幾天沒有填滿肚子，草莓加上奶油吃下去真是難受得要死。就在這當兒，一位夫人舉起一個裝滿金幣的錢包對她說：「瞧，您替我們盲女院募到了這麼多的錢！」

　　鄧肯夫人和伊莎多拉母女倆實在太靦腆了，沒有勇氣告訴這些人，她們的殘忍簡直前所未聞。恰恰相反，為了省下錢來穿得體面，裝出發跡的樣子，她們連應該吃的東西都捨不得吃。

　　他們在工作室裡添置了幾張吊床，還租了一架鋼琴，不過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大英博物館裡。在那裡，雷蒙德給所有的希臘花瓶和浮雕統統畫了素描，而伊莎多拉則捉摸著如何用舞蹈來表達。他們每天還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裡消磨幾個小時，在休息室裡吃些廉價的小麵包和牛奶咖啡做為午飯。

　　倫敦的美麗使他們著了迷。伊莎多拉在美國從沒機會見識的各種文化美和建築美，在這兒她可以盡情地欣賞。

　　在離開紐約以前，伊莎多拉已經有一年沒見到米羅斯基了。後來，她接到芝加哥一個朋友的來信，說他志願參加對西班牙作戰，隨軍運往佛羅里達，在那兒患傷寒病死去了。這封信對伊莎多拉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她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一天下午，她到庫柏學院翻遍了舊報紙的合訂本，在用很小的鉛字印著的幾百個死者的姓名中間，查到了米羅斯基的名字。

　　那封信中還告訴了她米羅斯基在倫敦的妻子的名字和地址。到倫敦後，有一天她雇了一輛雙輪小馬車去找米羅斯基太太。當時，伊莎多拉多少還怪米羅斯基在倫敦還留下了一個妻子，而他從來也沒有向她說過。因此她去的打算跟誰也沒有提過。她把地址交給馬車夫，上車就走。

　　不知跑了多少路，幾乎到了倫敦城邊。那裡有一排排灰色的小房子，樣子彼此完全一樣，都有十分灰暗的前門，伊莎多拉最後才找到了那所房子。她按了下門鈴，出來開門的是一個異常陰鬱的倫敦女僕人。

　　伊莎多拉問起米羅斯基太太，女僕於是把她引進一間悶熱的客廳。那天伊莎多拉穿的是白色的細棉布連衣裙，腰裡系著一條藍色的帶子，頭上戴著一頂闊邊大草帽，鬈曲的頭髮一直披到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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