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27)_學達書庫

二七

　　§第二節　《悲慘世界》（中）

　　雨果一生關心政治，投入政治鬥爭之中。但他過於天真純樸，不諳政壇的翻雲覆雨、爾詐我虞，不懂政客狡詐陰險、玩弄權術的陰謀手段。因此，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他總是節節敗退，發揮的作用有限。但是，當他用筆參與現實鬥爭，干預社會生活的時候，他找到了自己為人類正義、自由和進步而鬥爭的最佳位置和最有效手段。《歐那尼》是這樣，《巴黎聖母院》是這樣，《死囚末日記》還是這樣；而《悲慘世界》更是這樣。

　　《悲慘世界》序言起首第一句聲稱：「這是一部宗教性的著作。」如果從宗教的終極性意義上來理解，這正是該書能夠得到普天下讀者的厚愛、並在法國以至世界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且能流傳後世百年不衰的原因所在。正如作者自己所預言的：

　　只要因法律和習俗所造成的社會壓迫還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時期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並且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禍；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饑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贏弱——還得不到解決；只要在某些地區還可能發生社會的毒害，換句話說，同時也是從更廣的意義來說，只要這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麼，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用的。

　　文學就是為表達自己的思想服務，創作就是要干預現實生活。雨果從來不隱諱自己的觀點。談到創作本書的目的，他在給拉馬丁的信中寫道：

　　如果說作一個激進者意味著為理想服務的話，那麼我便是激進派……是的，允許貧苦存在的社會，允許地獄存在的宗教，允許戰爭存在的人類，在我看來是低劣的社會，低劣的人類和低劣的宗教，而我卻是要追求崇高的社會，崇高的人類，崇高的宗教，即沒有君主政體的崇高的社會，沒有邊界的崇高的人類，沒有手寫的教義的崇高的宗教。是的，我要和以謊言作為交易的神甫，以及踐踏正義的法官做鬥爭…….是的，只要一個人可以抱有希望，我便希望消滅籠罩在人類頭上的惡運；我要痛斥奴隸制，我要消除貧困，根絕愚昧，我要治療疾病，我要驅散黑暗，我要憎惡仇恨。這便是我的信念，這正是我要寫《悲慘世界》的原因之所在。

　　在寫給《悲慘世界》意大利文譯本的出版商達厄利的信中，他坦率而又充滿自豪地承認：「我寫這部書確實是為了所有的人。凡是男人愚昧無知、陷於絕望的地方，凡是女人為了一塊麵包而賣身，以及兒童因為沒有學習的書籍與取暖的火爐而痛苦的地方，我的《悲慘世界》都會來敲門，說道：『開門，我找你們來了！』」

　　因此，在這部小說中，出現了多達接近100的人物。有主教、神甫、修女，有法官、警察、議員、將軍，有紳士、商人、大學生和出版商，也有小偷、流氓、妓女，還有各種類型各種性格的窮人百姓和下層人民；小說中還有大革命時期國民公會的代表和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拿破崙和威靈頓。通過這些人物所反映和表現的社會生活面是廣闊而宏大的，它構成十九世紀法國的一幅生動的歷史畫卷。小說還描寫了那一時代最突出、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如1815年拿破崙的滑鐵盧之戰，復辟王朝的反動，1830年復辟王朝的覆滅，七月王朝時期的各種社會矛盾，1832年的共和黨人起義，巴黎街頭的街壘和巷戰等等。其中，滑鐵盧戰役就占了小說第二部的整整一卷；而1832年巴黎人民起義和共和黨人保衛街壘的戰鬥構成了小說最後兩部的主體。《悲慘世界》是廣闊的社會現實生活與豐富的歷史內容的完美結合，因而，它具有史詩性的意義。

　　除了下面將要介紹的小說中人物典型的成功塑造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出現的大段大段的抒情性議論或整章整章的歷史事件描寫。對此，雨果的出版商在該書出版之時就曾建議作者給以簡化或壓縮；該書出版後，它們也成為反對或批評者所詬病的主要目標。

　　人們認為這種處理過於枝蔓和冗長，艱澀累贅，削弱了小說的情節結構，分散了讀者的注意力。但這種批評還是從純藝術角度出發的。更多的批評卻來自意識形態方面。例如，在當時刊載在《評論雜誌》上的一篇文章指出：「雨果先生寫出的並非社會主義的論文，而是幹了一件根據我們經驗所知的危險得多的事情。這本書就其趨向而言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它不僅是一個作家的作品，而且還是一個人的行動，我甚至要說，是一個黨派的行動；這是1848年的真正的示威。」

　　文章稱雨果是「法國的頭號蠱惑家」。還有的反動報刊攻擊說，並沒有雨果這個人存在，《悲慘世界》的真正作者是惡魔撒旦。連俄國沙皇也看到了此書潛在的革命意義，他認為該書對社會基礎有害，因此阻撓《悲慘世界》的俄文本出版。

　　雨果的創作是完全自覺的，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寫作真正目的。如果說在他文學出道之初，他就未曾想過要取悅觀眾或讀者的話，那麼，經過了本世紀巴黎革命的風風雨雨之後，他更不會去做一個媚俗的三流作家了。因此，他拒絕了出版商的修改建議，並且斬釘截鐵地回答說：「一部迅速展開情節的輕鬆喜劇成功的壽命只有12個月，而一部思想深刻的戲劇的壽命卻是12年。」歷史完全證明了他的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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