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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在巴黎的莫裡哀中學,西蒙娜·波伏瓦繼續任哲學教師,這是她任職中學教師的第五個年頭了。

  這期間,她曾在法國兩所名牌學校任過教。但在莫裡哀中學,她仍難逃脫被學生們終日議論的命運。莫裡哀中學是巴黎一所具有傳統風格的學校,這裡的學生已習慣了教師們審慎、穩重的傳統形象,因而對這位28歲的,留著冠冕型新髮式,而風度優雅的女教師感到驚奇。尤其當學生們聽說,這位年輕的女教師與某個男教師同居而不結婚,只忙於寫作而拒絕幹家務、下廚房的消息時,他們就對她另眼看待了。但西蒙娜·波伏瓦在任何新的環境中是從不會在乎公眾輿論的。她仍和在馬賽、盧昂一樣,毫不理睬這些流言蜚語。她在上課時,仍然一貫採用啟發式、開放式的方法進行教學,她的教學內容常常超出教材的範圍,課堂上,她喜歡旁徵博引,喜歡給學生開出一些長長的必讀書目。她的課儘管很高深,但卻極大地開啟了學生的智慧,她使學生瞭解了許多當代文學、當代哲學的思潮。

  來到巴黎莫裡哀中學執教後,西蒙娜·波伏瓦又回到了從前她所習慣的生活圈子裡。她在蓋得街的羅阿爾·布列塔民族館租了個房間,過著獨立的生活。她經常去蒙巴那斯劇院,觀看先鋒派戲劇。由於早年受父親喬治的影響,多年來,她亦像當年的父親一樣,對戲劇非常熱愛和著迷。這麼多年過去了,如今西蒙娜的妹妹海萊娜已經成為了先鋒派畫家。在妹妹的陪同下,她有機會經常出入先鋒派畫室。回到家鄉後,西蒙娜終於找回了往日在蒙巴那斯做姑娘時的生活習慣。在巴黎,人們不像在外省那樣,用一種異樣的目光去看待她,在這裡,波伏瓦又找到了她理想中的「自由」。

  然而,這種自由的生活剛剛開始不久,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平靜生活卻又被攪亂了。奧爾加不顧父母的阻攔,乘火車來到巴黎與波伏瓦相聚。她渴望過一種無拘無束的生活,更渴望獨立,為了自謀生路,她先在蒙巴那斯區賣茶水的舞廳裡當招待員。波伏瓦試圖勸說她謀求一個職業,但被她拒絕。此後波伏瓦再次鼓勵她去聽先鋒派導演夏爾·迪爾的課。終於在波伏瓦的幫助下,奧爾加最後進入了夏爾·迪爾的劇院,成為了一名演員。

  這一期間,由於社會生活的豐富,波伏瓦也十分忙碌。首先她每週要完成莫裡哀中學16課時的教學任務,要定期出席先鋒派導演夏爾·迪蘭及其情人西蒙娜·約利韋的活動,觀看他們劇院的排練。她要應酬與藝術家、名流朋友們的交往,要照顧奧爾加的生活。此外她還不願放棄享受巴黎這個文化之都現代生活的機會,因此要用許多晚上光顧咖啡館、劇院、電影院。但是,更重要的是,她還要擠出相當的時間,用於發奮寫作上。1938年薩特因發表了《噁心》和《牆》兩部作品而在法國名聲大振。與此同時,西蒙娜也根據她與薩特、奧爾加三人的特殊經歷,也著手寫一部自傳體小說《女客》。

  1939年3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6月23日,法國與英國、土耳其簽訂了一項互助條約。9月法國宣佈參戰,部長會議頒佈了總動員令。薩特必須參軍,上前線。西蒙娜在送別了薩特之後,繼續留在了巴黎。在戰爭空氣最緊張的階段,她仍常去蒙巴那斯車站旁的三劍客咖啡館裡寫作。當戰爭的陰雲籠罩著巴黎時,每個人心中都抹不去死亡的陰影。西蒙娜也常常思忖著自己的處境,但她仍能平靜地一如既往地正視著現實。」現在我將置身於戰爭這種存在中,儘管它對我來說是凶多吉少。」

  在緊張的戰爭期間,西蒙娜表現出了從來未有過的鎮定和勇敢。她一方面努力地重新尋求自己正常的生活,一方面借此特殊的環境深入地進行一些人生的思考。白天她寫小說、教課、看朋友、到餐館去吃晚飯、上咖啡館、進酒吧、去電影院以及參加大家的各種活動。深夜回到那自己的一隅,則握筆沙沙,冷靜地注視著和書寫著這現實的一切。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下,西蒙娜·波伏瓦始終未離開塞納河左岸的蒙巴那斯區,在那裡工作著、忙碌著。她沒有被戰爭所嚇倒,沒有受恐懼感所左右,而這本身就是對這場罪惡戰爭的最大蔑視。

  戰爭期間,波伏瓦有時也設法弄到通行證,前往前線去看望薩特。他們繼續保持著親密的關係。儘管戰火連綿,他們仍設法頻繁通信,甚至在信中繼續討論著他們共同的寫作計劃。1940年6月,法國軍隊自認為固若金湯的馬其諾防線,被德軍出忽意料地攻破了。薩特與馬其諾防線的守軍一起進了德軍的戰俘營。波伏瓦得知此訊後,萬分焦急。但後從薩特的來信中,得知薩特也和自己一樣,雖然被戰爭中所發生的意外事件所左右,但從未喪失對未來的信念。他在集中營中,仍在撰寫著哲學論著《存在與虛無》和小說《自由之路》。西蒙娜受薩特頑強的生存意志的鼓勵,更加忘我地工作。她每天早晚必坐在多姆咖啡館裡進行寫作。1941年3月,薩特因視力欠佳和藉口文職人員而獲釋返回巴黎,回巴黎後,繼續在巴斯德中學任教。這次戰爭使薩特的思想發生了變化。

  在戰爭前,薩特是個個人主義者,他認為他自己並不與生活於其中的社會之間有什麼必然的關係。而二戰的經歷使薩特突然明白了自己仍是一個社會的動物,因此必須干預生活。前線的經歷,使薩特對當時巴黎城中彌漫的妥協氣氛極度不滿,於是他開始與巴黎的抵抗運動組織取得聯繫。西蒙娜在薩特的影響下,也參加了抵抗運動組織。她積極協助薩特與「社會主義與自由」組織取得聯繫。薩特在這一時期還開始向法國左翼組織——法國共產黨靠近,試圖與他們建立一個聯合陣線。但左翼組織卻一直懷疑薩特的獲釋可能與德軍有一定的聯繫而對薩特的行動持不信任的態度。

  因此,薩特不得不通過文學創作活動的形式宣傳他的抵抗思想。而西蒙娜這時也堅信,作家應該通過自己的作品來行動。自此,她更加把寫作視為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1941年至1944年,巴黎被德軍佔領,全國的政治氣候也由此陰暗。淪陷使巴黎人消沉、沮喪。

  當時的法國市民、知識分子團體逐漸分成了兩派。一派為左翼組織,包括「社會主義與自由組織」、「巴黎地下抵抗運動組織」以及「法國共產黨」,他們都憎恨德國法西斯主義,堅決主張抵抗佔領軍。另一派被稱為右翼組織,主要是第三共和國的一些政治家、親德分子。他們主張要識時務,要與佔領軍合作。西蒙娜·波伏瓦和薩特主要站在抵抗運動組織一邊,主張與佔領軍對抗到底。而他們的朋友夏爾·迪蘭和西蒙娜·約利韋則主張在德國納粹統治時期,應該與佔領軍合作。波伏瓦對自己的朋友竟然在納粹鐵蹄下表現出來的厚顏無恥和奴顏卑膝深感厭惡和反感。她和薩特一樣,實在蔑視這種充斥巴黎的妥協氣氛。然而在戰爭中,朋友之間因政見不同而反目為仇的事是屢見不鮮的。波伏瓦只是對這兩位朋友這麼輕易地就放棄了昔日高唱的自由主義主張,而卑躬到納粹一邊深感驚訝。由此,她以往在心目中,對西蒙娜·約利韋所建立起來的「自由形象」,一下失去了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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