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45)_學達書庫

四五

　　4. 母親之死與《安詳的辭世》

　　正在羅馬旅行的西蒙·波娃接到巴黎來電，得知古稀之年的母親摔斷了一條腿，朋友們已把老人送進了醫院。

　　西蒙·波娃馬上返回巴黎。醫生已診斷出老人患了癌症。西蒙·波娃和她妹妹守在奄奄一息的母親的床邊。臨終的情形是可怕的。當她妹妹向一個護士談到她母親在最後兩周的痛苦時，這個護士說：「我向您保證，太太，這是很安樂的死。」

　　這個護士的感歎深深觸動了西蒙·波娃的靈感，並成了她有關母親之死的一本書的標題。《安詳的辭世》（或譯作《很安樂的死》）是西蒙·波娃最短的作品之一，也是薩特認為是她的最佳作品。該書是對一個在現代化醫院中死於癌症的老年婦女的冷靜的、有時是令人痛苦的描述。在寫作這本書期間，西蒙·波娃差不多每天夜裡都夢見母親。大部分書評持的是讚賞態度。讀者們認為，儘管書很傷感，但它有助於作家們經受住失去所愛者之後的痛苦。西蒙·波娃感慨地說道：作家們寫出駭人聽聞或極其痛苦的體驗，並非出於怪癖、表現欲或是為了尋求刺激。他們借助文字的媒介把這些體驗普遍化，讓經歷著各種不幸的讀者們感受到兄弟情誼。事實上，文學的一個基本功能、一個無法取代的功能就是克服人們普遍的孤獨感；不克服它，彼此都會成為陌路。

　　第十八章　抗議與寫作

　　1. 薩特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令世人瞠目結舌

　　1964年，由於薩特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而成為該年度具有轟動性的大事件。

　　10月15日《震旦報》刊發的一則電訊中，首次暗示了薩特有可能成為這一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薩特立即寫了一則聲明，經翻譯後由他的瑞典出版商的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爾摩宣讀。「出於個人的原因，我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可能獲獎的名單上，」他這麼寫道。還補充說，他的拒絕並不應理解為他對瑞典皇家學院不夠尊重。

　　那天，薩特和西蒙·波娃正在蒙帕納斯的一家餐館大嚼豬肉，追蹤而至的記者們告訴說，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結果公佈了，他是得獎者。他不明白，為什麼瑞典的院士們根本不考慮他的拒絕呢？

　　瑞典學院常任秘書安德斯·奧斯特林的致辭寫道：「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已由瑞典學院決議頒給讓-保羅·薩特，「為了他那富於觀念、自由精神與對真理之探求的著作。這些著作業已對我們的時代產生了長遠的影響」。這位榮譽的得主已經表示，他不希望接受諾貝爾獎。但他的拒絕並未改變本獎頒贈的有效性。不過，在這種狀況下，該學院只能宣佈頒獎儀式無法舉行。

　　1964年10月號的《費加洛》雜誌上，薩特就此作了公開聲明，表示他因拒絕諾貝爾文學獎而業已引起的醜聞感到抱歉。他希望表明，事先他曾寫信給瑞典學院，不要選他為得獎人，只是他不知道瑞典學院的決定是不可更改的。在信中，他特別說明他的拒絕不是出於對瑞典學院的輕視，而是基於其個人的和客觀的理由。

　　所謂個人方面的理由，是由於他對作者職責的觀念的固有看法，而一向拒絕任何官方的榮銜，因此他這次的拒絕不是沒有先例，譬如他拒絕過「榮譽勳章」，不肯進「法蘭西學院」，假如「列寧獎」頒給他他也會同樣予以拒絕。他以為，作家一旦接受這類榮譽，會使他個人所獻身的事業跟頒獎機構發生關聯，而作為作家，不允許自己跟任何機構發生關聯畢竟是重要的。

　　至於客觀理由方面，薩特認為東西方人與人、文化與文化的交流，必須在沒有任何機構的涉入下進行。再者，他認為過去的諾貝爾獎未能平等地頒給各民族和各種意識形態的作家。以蘇聯為例，帕斯捷爾納克先于蕭洛霍夫獲得此獎，而受到獎賞的蘇聯作家的作品又恰恰都是在國外編印而在其國內遭到查禁的。為了建立平衡，本可以在另一方面作一個姿態。再者，在阿爾及利亞期間，「當我們簽署《121人宣言》時，我會感激地接受諾貝爾獎金，因為這會不僅是我個人的榮譽，而且也是我們為之奮鬥的自由的榮耀」。

　　末了，他表示了對瑞典學院的情誼。

　　此外，是否接受25萬法郎的獎金亦使他躊躇。接受這筆獎金就意味著可以把這筆錢捐贈給倫敦的「反種族隔離委員會」之類的重要事業，拒絕接受這筆獎金就意味著這些組織失去了一次接受援助的機會。

　　在瑞典學院宣讀他的聲明之前，他不願與新聞媒介見面，便躲在西蒙·波娃那兒。然而，安娜-瑪麗打來電話說，她在拉斯帕伊大街222號被記者包圍了。午夜，他動了惻隱之心，出面讓人採訪和攝影。翌日一早，他回到拉斯帕伊大街時，一輛電視攝像車已停在大摟前。

　　反應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天主教存在主義哲學家加布裡埃爾·馬塞稱薩特是「不可救藥的誹謗家和習以為常的辱駡者」，而安德烈·勃勒東把他的拒絕看成是東方集團宣傳的勝利。最使薩特痛苦的是窮人的來信，全都訴說同一個內容：「把你拒絕接受的錢給我。」莫斯科方面也誤解了他，薩特在作家協會的自由主義朋友們認為，薩特為帕斯捷爾納克先于蕭洛霍夫獲得諾貝爾獎感到遺憾，是站到了斯大林主義者一邊去了。

　　好在西蒙·波娃理解他。

　　好在卡羅來納研究所所長S·弗利堡在一片為之大嘩的非議聲中仍對薩特拒絕接受此獎表示理解，並高度評價他：

　　「作為作家與哲學家，薩特是戰後文學和知識分子的討論中的一個中心人物——受讚譽，受爭論，受批評。他爆炸性的作品，使人感到具有使命；其內在，由深沉的、嚴肅的努力所支持，就是要改善讀者，以至世界。他的哲學被年輕人奉為一種解放而歡呼。」

　　2. 一個年輕粗壯的美國小夥子，敲響了她的家門

　　1965年3月，薩特拒絕前往美國為康奈爾大學就福樓拜和哲學作一系列演講，以此作為他對越南戰爭的首次抗議。4月，首批美國戰鬥部隊在南越登陸，薩特說這完全是阿爾及利亞戰爭的重演。反戰的抗議活動正在美國不斷擴展，薩特給波士頓的一次集會拍發了電報，希望美國知識界取得比法國知識分子在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曾獲得過的更大的成功。

　　1966年2月，蘇聯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丹尼爾受到審判，為了表明與這兩個受到監禁的作家休戚相關，薩特和西蒙·波娃拒絕在這一年訪問蘇聯並出席第十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

　　最大的抗議活動正在等待著他們倆。

　　伯特蘭·羅素的國際戰爭罪行法庭準備進行一次專門涉及越南的戰爭罪審判。這一組織的秘書長舍恩曼——一個年輕粗壯的美國小夥子敲響了西蒙·波娃在巴黎的家門，詢問她和薩特是否願意充當法庭成員。舍恩曼說，羅素和平基金會將派出專門的調查委員會去越南，還將要求美國左翼人士提供有關的證明材料。事情的關鍵是喚起全世界的、尤其是美國的輿論。舍恩曼特地說明，庭審將在巴黎舉行，薩特和她不必出席全部庭審，他們可以指定自己的代表，還會向他們提供庭審材料。

　　他倆同意了。

　　1966年11月，羅素和舍恩曼宣佈「伯特蘭·羅素國際戰爭罪法庭」誕生。1967年1月，薩特前往倫敦，會晤舍恩曼和他的一批同仁。法庭在尋找東道國時遇到了麻煩。英國宣佈，它將不允許任何願意作證的北越人進入英國，從而把自己排除在法庭考慮的國家之外。在蘇黎士租到一個會堂後，瑞士政府出面干預，不准法庭設在該國。法國也不允許在巴黎開庭，薩特為此寫信詢問戴高樂，戴高樂回信時優雅地稱呼薩特「我親愛的大師」，並答覆「是的」。最後，瑞典政府出於對自己的民主原則的維護，十分勉強地允許法庭設在斯德哥爾摩。在薩特和西蒙·波娃帶著各自的代表抵達瑞典之後，才知道法庭的組成成員。羅素是名譽主席，薩特任執行庭長，德迪耶將主持聽證。除了西蒙·波娃，惟一的女性是參加過古巴革命的梅爾瓦埃爾南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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