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29)_學達書庫

二九

　　但是瑪麗婭的心已不屬這位音樂王子了，在回信上冷冷地說：「我只能寫上廖廖數語，以表謝意……再見，請您記住我們。」

　　「黃昏之夢」破滅了。弗雷德裡克首次被迫嘗到了上流社會蔑視他的苦果。但他不敢公開得罪沃特金斯基伯爵一家，只好以自己的方式永遠記住「黃昏之夢」的悲劇，在以後的音樂創作中烙下深深的印記。

　　1837年底，伯爵太太再次寫信給弗雷德裡克，請他幫忙找一位出版商。弗雷德裡克沒有回信，只是把她的來信和瑪麗婭的信（便條）都塞進一個信封裡，外面系上一條緞帶，並草草寫上一句：我的不幸。

　　其實瑪麗婭後來的婚姻也並不美滿，1841年她當上了新娘，新郎是弗雷德裡克和尼古拉所認識的沙貝克伯爵的兒子，不久倆人婚姻失敗，瑪麗婭再次結婚，活到77歲才去世。

　　3. 「出來吧，肖邦」

　　1831年，一位男爵夫人帶著兩個孩子來到巴黎。她從丈夫那裡獲得的生活費一年有3000法郎，這與戴爾芬娜每年10萬法郎的贍養費無法相比。

　　翌年法國文壇上出現了一部引起熱烈反響的小說《安蒂亞娜》，署名為「喬治·桑」。從此法國19世紀上半期多了一位浪漫主義的有名女作家，她的原名為阿芒丁娜·露西·奧洛爾·杜班（1804—1876）。

　　在喬治·桑的生活經歷中有三個方面影響了她的創作：童年時期的田園生活，青春時期的不幸婚姻，30年代以後與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接近。

　　她闖入弗雷德裡克個人生活時正是她生活經歷的第三時期。

　　這兩位都具有駕馭浪漫主義創作感情的出色能力，以後雙方的創作都受到了對方的影響。不過喬治·桑比弗雷德裡克大6歲，而且給予後者最初的第一印象很糟糕。

　　她穿著長褲，嘴裡叼著雪茄，腳下的打蠟地板被踩得「吱吱」作響，哪有一點淑女小姐的風度。

　　「我有幸結識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這就是筆名為喬治·桑的杜德望夫人。我不喜歡她的容貌，她的臉看上去讓人感到有些彆扭。她身上的某種氣質使我不願接近她。」

　　1836年秋天，弗雷德裡克寫給父母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厭惡心情。

　　他喜歡女性的美，甚至自己的某些性格也有女性化的影響。而喬治·桑外表上則是男性化，與弗雷德裡克恰恰形成一個鮮明的「錯位」反差。

　　也正是這個奇妙的差異引出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生活。

　　弗雷德裡克以後才逐漸知道喬治·桑的身世。她的曾祖父是法國18世紀有名的金融家，取得貴族的稱號。祖父繼承父業，當過收稅官，業餘寫詩作曲，他與一個元帥的私生女結婚，這就是給予喬治·桑很大影響的祖母。

　　喬治·桑4歲時就失去了父親（拿破崙帝國的一位高級軍官），從此靠祖母撫養，並成為祖母在諾昂地產的預定繼承人。她13歲進入巴黎的一個修道院。祖母去世後，她沒有從母親（在巴黎街頭最低級劇院裡跑龍套的角色）那裡得到溫暖，便匆忙結了婚，那年她才18歲。但丈夫杜德望男爵是一個平庸、粗暴的堅持夫權的鄉紳，3年之後她與丈夫分居。她來巴黎獨立生活時，還要靠創作的筆來彌補自己和兩個孩子的生活開支。

　　喬治·桑厭惡男女不平等、尊賤偏見的世俗觀念。熱烈嚮往大自然的清新、自由的空氣。平民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的浪漫意境，激起她憤世嫉俗的反抗意識。

　　她的男性化的外表裝束正是內心叛逆精神的折射。由於她與男性過於親熱的頻繁交往，引起了正統貴族階層的種種責難，對她來說則是以這種浪漫自由的方式來抗爭上流社會。

　　喬治·桑能與弗雷德裡克相識，這與李斯特有著很大關係，當時她也住在李斯特和女朋友同居的一套公寓裡。

　　當一大群客人光臨弗雷德裡克的住處時，喬治·桑也漫不經心地跟隨在後面，她以一個女性作家的細膩心理觀察了弗雷德裡克的客廳：

　　一架普雷耶爾三角鋼琴擱置在醒目的角落裡，簡單的家具只是大沙發、椅子和茶几，四周零碎的小擺設則似乎成了客廳裡的裝飾音符。

　　寬大潔白的細薄窗幔還是讓客廳裡的光線變得暗淡，加之燭光閃耀在鋼琴周圍，給人一種朦朧的浪漫情調。

　　弗雷德裡克想儘量使客人感到滿意，但惟獨避開了正在抽煙的喬治·桑，讓一位作家前去陪她聊談。

　　喬治·桑也喜歡音樂，她的丈夫卻討厭她彈的琴聲。如果說李斯特的演奏已經使得她陶醉，那麼弗雷德裡克的琴聲則像在施展魔法，激起了她心底升騰起異樣的憂傷感情。

　　在以後的日子裡，弗雷德裡克只要一出現在社交場合裡，總是有喬治·桑的身影緊緊追隨，她的衣飾裝束也隨時轉換花樣。

　　有一天晚上，弗雷德裡克在自己的住處舉行了小小音樂會。來客中李斯特的女友是典型的巴黎淑女打扮，顯得典雅華貴。而喬治·桑一進門就讓眾人大吃一驚，她的緊衣胸衣外套著寬鬆的束腰長袍，褲子肥大下垂，幾乎看不見鞋子。她不知從哪本書上學來的這一身土耳其民俗服飾。

　　弗雷德裡克琴聲響起了，喬治·桑微微合上眼，靜心聆聽。她不和其他人說話，也不管是否有人提出抗議，嘴裡吸著煙，似乎要讓煙味彌漫了整個客廳。

　　鋼琴演奏結束了，眾人喝著茶，興致勃勃地交談著。喬治·桑懶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依然不插話。

　　夜深了，喬治·桑也走了，弗雷德裡克寫給父母的信（1836年12月13日）中也只是簡單地說了一下，「今天有幾位人物要到我這兒來，其中有桑夫人，而且李斯特要演奏，努力將歌唱……」

　　顯然喬治·桑半男半女的模樣根本比不上康斯坦契婭、戴爾芬娜、瑪麗婭等美麗小姐，或者說她嚴重損傷了弗雷德裡克的審美標準。

　　但是喬治·桑仍然不斷地發出邀請，請弗雷德裡克到諾昂去做客。

　　她最後只好懇求李斯特及其女友，把弗雷德裡克帶來，並說：「我對他非常崇拜」，「我尊敬他」。

　　遺憾的是弗雷德裡克總是推辭。其實他不停地咳嗽和喬治·桑的不停地吸煙也無法相容，他倆再次見面已是一年多後的事了。

　　朋友們都為弗雷德裡克的身體健康擔憂，居斯亭侯爵（戴爾芬娜丈夫的兄弟）懇求地說：「您必須讓別人把你當成病人和孩子一樣來照顧……你應該懂得，你在目前只有一個任務，那就是注意身體。」

　　去溫泉療養勝地的建議反而使弗雷德裡克感到心煩意亂，這不能不使他觸景生情，想起瑪麗婭的「秘書」身影和那場「黃昏之夢」的悲劇，他不願再去觸碰敏感的心靈傷口。

　　這時朋友的忠告則成了喋喋不休的廢話，休息和治療也似乎是一種嘲諷和揶揄。他想躲開周圍繁雜的一切，飛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

　　1837年7月，巴黎沙龍的話題突然有了一個新的內容，弗雷德裡克宣佈去英國倫敦度假，與他同行的是音樂出版商兼鋼琴製造商加米爾·普雷耶爾。

　　早在4年前，尼古拉就贊同弗雷德裡克去倫敦，並鼓勵他說：「你的作品應該成為你想去的所有地方的先行者……你的作品將會在英國馳名。」

　　但是弗雷德裡克這次去倫敦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舉辦音樂會，而是以旅遊者的身份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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