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71)_科林·鮑威爾

一七一

　　南非的聯邦大廈坐落在俯瞰普勒托利亞的一座山丘上。1994年5月10日，我與來自世界各國的要人坐在一起，觀看過去不可想像的事情今天在這裡發生。在擠滿山丘的成千上萬人的歡呼聲中，南非武裝部隊4名高級軍官組成一個儀仗隊，護衛他們的下一屆總統納爾遜·曼德拉走上舞臺。作為一名非洲裔的美國人，我感到驕傲；作為人類的一員，我感到歡欣鼓舞；作為世界事務的一名研究人員，我對這種和解行為感到驚異。

　　一周之前，克林頓總統邀請我加入美國代表團，參加曼德拉就職典禮。該代表團由副總統戈爾與夫人率領，成員包括克林頓夫人、數名國會和內閣成員以及長期以來支持曼德拉的著名的非洲裔美國人。美國黑人大多數是民主黨人，傾向於自由主義的美國黑人比傾向于保守主義的更多，這不是什麼秘密。同機飛往南非的人包括傑斯·傑克遜牧師、卡羅爾·莫斯利—布朗參議員，國會議員查爾斯·蘭熱爾、羅恩·德勒姆斯、奎西·姆富米、路易斯·斯托克斯和馬克辛·沃特斯，內閣成員羅恩·布朗和邁克·埃斯皮，前紐約市長戴維·丁金斯以及巴爾的摩市長卡爾·施莫克。其中大多數人我都認識，相處得一直不錯。

　　我也知道，我的職業生涯取得的成就有些是非洲裔美國人歷史上從未達到過的，他們為此而驕傲。但與我同機的這些人原希望我在不同人的領導下取得成功。在這些人的眼中，我是持點滴受益論①觀點的保守共和黨人裡根和布什的產物。如傑斯·傑克遜所說，應當把我看成是一個忠誠地履行自己任務的軍人，哪怕這些任務需要我執行「鎮壓性的政策」。

　　①點滴受益理論，將給予大企業的經濟利益轉而給予小企業和消費者的一種經濟理論。作者曾是工商管理學的碩士，所以在書中經常引用一些經濟方面的術語。——譯者注

　　不過，在這個長時間的飛行旅途中，我們把官職和政治都拋到一邊去了。我們進行了親切、風趣和輕鬆的交談。我們開玩笑地假裝睡著，以免陷入傑斯·傑克遜在過道上發表的長篇大論的陷阱。黑人婦女全國代表大會的德洛·塔克對我說：「科林，你應當進入政界，我是說作為一個民主黨人。你太好了，不應是一個共和黨人。」

　　此時此刻黨派政治是第二位的，擺在首位的是我們是美國人，來非洲觀看我們過去曾希望但未敢具體想像的事情現在變成了現實。這天的活動安排得非常好。合唱隊高唱原來的白人國歌「南非的召喚」，然後唱黑人自由國歌「上帝保佑非洲」。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神職人員（包括德斯蒙德·圖圖主教）進行祈禱。曼德拉在9分鐘的就職演說中，闡述了他作為一位政治家所倡導的種族和平與和解的主題。4架噴氣式飛機從頭頂飛過，釋放出代表南非新國旗的不同顏色的煙霧，這些不同的顏色在飛機的後面混合在一起，就像這個新生自由國家的各種希望聚合起來一樣。種族隔離成了歷史的陳跡，南非從一個種族等級森嚴的國家成為非洲的榜樣。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曼德拉由一名抗議者、一個囚犯成為總統。

　　就職儀式之後，在我們等車去美國大使館的時候，德勒姆斯、姆富米和我三人一起以街頭爵士樂的格調唱起了《在靜靜的夜晚》這首歌，南非的黑人和白人跟著我們唱了起來。在回國的飛機上，我與查爾斯·蘭熱爾、戴夫·丁金斯和邁克·埃斯皮一起打撲克，結果邁克·埃斯皮輸得很慘。他總結的教訓是千萬不要與紐約三兄弟一塊玩牌。我很喜歡這種親密無間的氣氛。「關心非洲」這一組織的負責人佩恩·盧卡斯在我們即將離開南非時對我說：「你知道兄弟姊妹們在說什麼嗎？『嘿！鮑威爾挺好的。不要相信關於他與裡根和布什是同夥的胡說。他是與你和我一樣的黑人。』」以前我們一直很友好，現在他們進一步把我看成是他們之中的一分子了。

　　幾天之後我去歷史上曾是一所黑人學校的霍華德大學①，在學位授予典禮上發表演講。這時我在比勒陀利亞目睹的情景湧上心頭。自從與伊斯蘭黑人穆斯林國有聯繫的演講者在該校校園內公開譴責了猶太人後，霍華德大學就成了種族糾紛颶風的風眼。這些講話在猶太社會引起了軒然大波。霍華德大學因提供種族迫害的講壇正受到尖銳的批評。在南非時使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納爾遜·曼德拉邀請了他被監禁27年中曾監管過他的3名監獄看守參加他的就職慶典。他絕不讓種族仇恨的強酸腐蝕他的仁慈博愛信仰。前一周，以色列總理伊紮克·拉賓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就巴勒斯坦自治問題簽署了一項以前根本無法想像的協議，然後握手言和，從此阿拉伯人和猶太人解開了他們之間的宿怨。當我思考霍華德大學的混亂時，我知道自己該講些什麼。

　　①霍華德大學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建於1867年。——譯者注

　　那個星期六，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夏日，我作為一個生活在白人居多數的社會中的黑人，講了一段肺腑之言：「非洲裔美國人已經在歷史的道路上走出很遠很遠，同時在我們的前面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因而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再離開正道，陷入仇恨的泥潭。」新聞媒介對我在霍華德大學的講話做了非常廣泛的報道，這不是因為我比在那個春季學位授予典禮上發表講話的其他人更雄辯，而是因為我譴責來自任何方面的種族仇恨顯然是人們所歡迎的。

　　1994年9月15日，星期四，前總統吉米·卡特打電話問我是否願意與他和參議員薩姆·納恩一起去海地，執行避免一次潛在的流血入侵的使命。聯合國不久前批准使用武力推翻該島獨裁統治，使讓·伯特蘭·阿裡斯蒂德重新掌權。全世界都知道美國正準備入侵。我回答前總統說，如果克林頓總統想要我們幹這件事，我願意去。

　　那天下午，比爾·克林頓真的打電話來了，他說：「吉米·卡特有時很難以捉摸，上次北朝鮮問題我交給他去辦，他辦得還挺不錯。」總統這次主要擔心的是，卡特一旦去海地，「下一件事，你要知道，就會要我取消入侵，因為他正在談判解決辦法。」克林頓告訴我，他並沒有停止入侵的打算。他可以同意我們去海地，但是去只能談判美軍怎樣登陸，而不是是否需要登陸。

　　星期五晚上，我在俄亥俄州演講後很晚才回到家，抓緊時間打點了一下行裝，睡了不大一會兒，星期六一早就與卡特和納恩一道出發。陪同我們的有國務院海地特別談判人邁克爾·科紮克、國家安全委員會美洲內部事務局局長拉裡·羅辛、哈羅德·布朗部長的前國防部公共事務顧問、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湯姆·羅斯、聯合參謀部作戰主任傑裡·貝茨少將和拉丁美洲專家羅伯特·帕斯特。9月17日，星期六12點30分我們到達太子港。發動入侵的時間定在9月19日星期一午夜過一分鐘，這時只有不到36個小時了。當時我們和海地人都不知道這個情況。

　　我們被領到海地軍事司令部，然後到二樓拐角的一間辦公室會見大權在握的軍人集團頭目拉烏爾·塞德拉斯。他人很瘦，土黃色的皮膚，長著尖長的下巴和鼻子。他把我們介紹給他的同事，包括軍人集團的另一頭目、陸軍司令菲利普·比安比準將。在他這樣做的時候，我看到牆上靠著一支裝有香蕉式彈夾的M—16自動步槍。緊張的氣氛使我決定時時刻刻不要離開那支M—16太遠。我還吃驚地看到，塞德拉斯的牆上掛著1915年至1934年佔領時期統治海地的6名美國軍官的照片。我提到了這些軍官。「我們絕不忘記自己的歷史。」塞德拉斯說，臉上露出神秘莫測的微笑。

　　我們在一張會議桌旁坐下來。吉米·卡特說明入侵已不可避免。他解釋說，我們希望登陸和平地進行，不要流血。卡特勸說軍人集體放棄戰爭，為此擺出誘人的條件，包括允諾實施大赦，允許塞德拉斯等人在未來的某個時間返回海地。塞德拉斯對此很反感。「我國憲法不允許流亡。」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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