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65)_科林·鮑威爾

一六五

　　我反對取消禁令絕不是出於與生俱來的傳統觀念。例如，我並不反對讓婦女承擔某些戰鬥角色，如駕駛戰鬥機和在軍艦上服役。而且我也認識到，在同性戀問題上希望維持禁令的人中，的確有一部分人的論點與40年前反對在軍隊中取消種族隔離的人的論點相類似：「你要知道，下一步他們就想在我們的住宅區居住，在我們的食堂裡吃飯，去我們的俱樂部玩，在教堂裡與我們並肩而坐。」不過我仍覺得二者有根本區別。要求不同膚色的人緊密地生活在一起，與要求搞同性戀的人和其他人緊密地生活在一起是有本質不同的。

　　2月10日，《紐約時報》報道同性戀問題的同時，將一條關於我的消息也登在頭版上，對此我不能置之不理。這篇報道的標題是《據說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要求提前退休》。早晨7點我到達五角大樓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個電視小組已等在那裡，就傳說我要離職的事向我發問。《紐約時報》的文章有一點兒真實性。我曾對阿斯平說過——對迪克·切尼說的時間更早——我可能提前一兩個月離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職位，但提出這一要求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我的接班人在下一個會計年度開始前就職，從而便於工作。同時阿爾瑪和我希望利用夏天搬入新住宅，這套住宅是我們為重返平民生活做準備而購置的。我向哥倫比亞公司斷然否認我因同性戀問題而想辭職。恰恰相反，我打算幫助總統解決這一問題。與這家廣播公司談話之後，我對比爾·斯馬倫說我要各個廣播公司都播放我的講話。中午之前，我先後出現在3家主要廣播公司和有線新聞電視網中，徹底澄清了關於提前退休的傳聞。

　　在以後的兩周內，我經歷了公眾對我職業生涯的最尖銳的批評。如喬治·布什在失去總統職位時所說，這令人痛心。一天，托尼·麥克皮克的司機背著他的長官問奧蒂斯·皮爾遜是否他可以試開一下主席的轎車。空軍參謀長麥克皮克是《紐約時報》提到的可能接替我的人之一。

　　9個月之後，國會批准了1月份那天下午我們與總統討論的政策，這種政策現在簡稱為「不問不說」。我想法院最終會就這一問題一勞永逸地做出裁決。只要法院做出裁決，不論是怎樣裁決，美國軍方都會遵照國內法行事的。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我的立場反映了我的良心和當時軍隊的需要。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認識到，隨著時間的推移，公眾對這一爆炸性問題的態度像他們近年來對許多爭論不休的問題的態度一樣可能發生變化。

　　克林頓政府最初幾周中做的幾乎是惟一一件使我滿意的事就是撤除了國防部正副部長門外的武裝警衛。12年前關於利比亞謀殺陰謀的謠傳引起了一場虛驚，此後便一直派武裝軍人警衛站在國防部正副部長的門外。溫伯格、卡盧奇和切尼都喜歡這些氣派的哨兵。而在我看來，這完全是把好端端的士兵給浪費了。由於萊斯·阿斯平不講求這種排場，我設法勸說他的助理趁阿斯平還沒注意的時候把這些警衛撤除。

　　我在其他方面的勝利，包括因為我成為美國流行音樂的主題而獲得兩枚證章；我的名字出現在《紐約時報》縱橫填字謎中；電視「風險」節目中還以我為主題出了一個題目。

　　舉行總統就職儀式後不久，克林頓的國家安全班子在情況室舉行了第一次會議，討論的問題是波斯尼亞。雖然我是安全委員會成員，但我仍有一點局外人之感。我參與了裡根和布什國家安全政策的全部制訂工作，而我的新上司對這些政策不甚滿意。不過他們還是歡迎我的，因為我瞭解這些政策的前因後果，或許這會對他們有用。這次會議使我知道了新政府的決策風格。新國家安全顧問托尼·萊克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但他對會議不予引導。沃倫·克裡斯托弗國務卿坐在萊克的一側，頗有些要別人推著走的架式，這與喬治·舒爾茨和吉姆·貝克那種大步走進會議室，立刻以美國外交政策決策人的身份行事的風格迥然不同。克裡斯托弗像個律師，硬是等著委託他代理訴訟的一夥代理人決定要他為何種立場辯護。萊斯·阿斯平坐在萊克的另一側。他也不想做主持人。阿斯平發言不多，而他一發言則往往使討論繞過正在研究的問題，扯到別的事情上去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新班子的其他成員坐在其他座位上。

　　我們討論了1個多小時之後，戈爾副總統才趕到，我們不得不圍著會議桌挪動位置，為他騰出個座位來。又過了一會兒，總統駕到，幸好我們為這位國家最高行政首腦留出了位置。

　　以後的會議都是照著這次會議的模式舉行。作為裡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我主持的會議井然有序：開會時講明目的，接著就各種方案進行辯論，最後做出決定。布什時期會風較為鬆散，我逐漸適應了；克林頓的風格我也會慢慢習慣的，但這並不容易。

　　在以後的會議上討論仍然是漫無目標的，像是研究生的自由討論或智囊團的研討會，我的新同事中許多人在他們政黨下野的12年中，正是這樣度過的。普通工作人員講起話來聲色俱厲，似乎是內閣官員。一天，我聽到托尼·萊克的一名在那裡做記錄的部屬當著我們大家的面與他辯論，我不禁為之愕然。

　　關於對波斯尼亞的外交政策問題，克林頓在競選時對布什批評得最為激烈。克林頓作出許諾，將在那個飽經戰事折磨的地方採取積極行動。現在他有了這個機會，在我們舉行的關於波斯尼亞問題的會議上充滿了好鬥的言辭。但是要採取什麼樣的積極行動呢？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呢？迄今為止，派兵幫助戰爭受害者的歐洲國家中沒有一個贊成打地面戰爭或者使用他們的力量強制實施停戰。他們相信的不是武力，而是外交。

　　我本人對波斯尼亞的看法與上屆政府時沒有變化。新班子不斷地號召「採取實際行動」從空中對炮轟薩拉熱窩的波黑塞族人進行懲罰，為此我擺了各種軍事方案，這些方案與我過去向布什總統提交的方案相同。我們的選擇從對薩拉熱窩周圍地區進行有限的空中打擊到在整個戰場上對塞爾維亞人進行大規模轟炸。我強調指出，這些行動中的任何一種行動都不能保證改變塞族人的行為，只有地面部隊有那種作用。大規模轟炸可能促使他們作出讓步，但不能迫使他們停止鬥爭。在實施有限空中打擊的情況下，塞族人會毫不費力地利用森林或波斯尼亞的濃霧掩護坦克和大炮，或把這些武器配置在靠近平民的地方。此外，不論我們採取什麼行動，塞族人都會很容易地挾持從事人道主義救助的聯合國人員作為人質。

　　在關於波斯尼亞問題的各次會議上，我不斷表達的不受歡迎的意見簡單地說就是，我們應當在明確政治目標後再使用軍事力量。阿斯平贊成這種觀點。辯論在一次會議上爆炸了：我國駐聯合國大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生氣地問我：「你總是講我們有一流的軍事力量，如果不能使用，有這種力量又有什麼意義呢？」她這種話實在令我生氣。美國軍人不是在某種全球棋盤上任意挪動的棋子。我耐心地做了解釋：過去3年中我們10多次使用武裝力量進行戰爭、維持和平、救災和進行人道主義援助。但是，每次動用部隊我們都有明確的目標，並使我們的軍事活動與這種目標相一致。結果，每次都很成功。我告訴奧爾布賴特大使，美國軍隊能夠執行交給它的任何任務，但我始終一貫的建議是，必須首先確定明確的政治目標。然後我們才能完成任務。

　　托尼·萊克越戰期間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過，他支持我的立場。他說：「你要知道，馬德琳所問的目標問題正是越戰期間軍方應問而從未問過的問題。」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在他的懺悔性著作《回顧》一書中也承認，我國在越南戰爭的目標問題上存在著分歧，從而導致了我們人人都清楚的悲慘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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