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63)_科林·鮑威爾

一六三

　　不過，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最初的擔心證明是有道理的。造成饑荒的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內部的人禍。不把這個國家交回給原來那些軍閥——首先是他們之間的對抗造成了饑荒——我們怎能從索馬裡脫身呢？很顯然，新總統就職日前我們走不了。

　　12月22日，當選總統克林頓提名萊斯·阿斯平擔任國防部長。聖誕節過後第一天，萊斯和我在五角大樓會面。我已對阿斯平擔任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業績研究了很長時間。這個人腦子靈，並對防務問題很熟悉。他也是個惹人討厭的人，能夠通過說些打趣話和偶爾搞些小動作來耍陰謀。他缺乏組織能力，要靠他的國會班子的幫忙才不至於翻車。

　　「萊斯，」我說，「我想把我對總統說過的話再對您說一遍。我的任期到9月份結束。如果您想用您自己的人，我會提早離開。您打一下招呼就行。」

　　阿斯平大笑：「這裡瞭解參謀長聯席會議如何工作的人就你一個，」他說，「我們相互瞭解。我們會配合得很好的。」

　　我們回顧了有待解決的主要防務問題，他只有一次表情顯得陰沉。他說：「我對同性戀之事感到不安。」如果克林頓以行政命令撤消關於同性戀問題的禁令，他認為國會將不會推翻禁令並使之失效。我向他重申了我給當選總統提出的建議，即不要倉促行事以免陷入困境。我們分手時問題沒有解決，這顆定時炸彈仍在嘀嗒嘀嗒地作響。

　　我從未料想到會回亞拉巴馬州的菲尼克斯市，當然更沒有料到因為在布什政府最後的日子裡促使我到那裡的原因。菲尼克斯市與佐治亞州的本寧堡隔著查塔霍契河。我於1964年前來這裡報到上步兵軍官高級訓練班。正是在菲尼克斯市郊，阿爾瑪和我設法在一排棚屋中間找到了尚能歇腳的位於兩地中間的客棧。該市是典型的南北戰爭前美國南方風格，在美國的這一部分，不允許我們居住體面的地區。在那裡，我在越戰後被拒絕在一家漢堡包店裡用餐；在那裡，一個州騎警可以稱呼陸軍軍官為「小子」並要他滾出該市去。28年後，阿爾瑪和我故地重遊，來到菲尼克斯市主持「科林·L·鮑威爾將軍園林式大道」的落成儀式，它與「馬丁·路德·金園林式大道」相交。

　　1993年1月7日一個細雨濛濛的寒冷的下午，我們乘飛機來到本甯堡的勞森陸軍航空兵機場。轎車加速前進時，我舉目凝視著機場周邊5英里長的道路，在我當空降導航員時，一向跑的就是這條道。我們驅車越過查塔霍契河駛進菲尼克斯市，儘管天公不作美，仍有大批的人出來迎接，白人和黑人都有。看來已把方圓50英里以內的殯儀館墳墓邊的羅傘都借來了，羅傘下面擠滿了人。市長發表了措詞親切的講話，並向我贈送了城市鑰匙，可是正是在這個城市，昔日我連加油站工人房間的鑰匙都拿不到。

　　慶賀和致歡迎詞的儀式一個接著一個。結束後，阿爾瑪和我取道本寧堡回家。這時已近黃昏，透過樹叢，我們尚能分辨得出「河畔府」這座南北戰爭前的公館，本寧堡的城防司令就住在這裡。在我還是一各年輕的軍官時，阿爾瑪夢想著有這麼一座房子。我們現在住在邁爾堡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官邸。我有了一條以我名字命名的街道，而在以前，我也許連在上面自由行走的權利都沒有。我們堅持了下來，我們實現了美國夢。

　　布什時代的最後時日對我來說並不十分愉快。每一天，都有4年來朝夕相處的合作夥伴離我而去，我開始感到像一個小學生快要進入一所充滿陌生面孔的新學校。而且我們還有幾件零星的事沒有了結。我們阻止住了海地的難民潮，但是要求把阿裡斯蒂德神父重新扶上臺的呼聲甚囂塵上，逼壓美國進行干預。令人感到沮喪的是，我們不知道怎麼辦或採取什麼行動才能結束波斯尼亞的殺戮。我們的部隊還沒有從索馬裡脫身。我們甚至不得不在這年的1月份制服薩達姆·侯賽因，因為在這之前他派飛機進入禁飛區並威脅聯合國檢查小組。我高興地傳達了對伊拉克防空設施實施報復性導彈打擊的命令。

　　1月14日，離換帥只剩6天時間，我和迪克·切尼和五角大樓其他官員站立在邁爾堡的禮儀大廳內，人很擁擠，美國陸軍的迎賓小號宣佈總統和夫人的到來。我們打算為即將離任的總司令舉行盡善盡美的歡送儀式。在總統檢閱代表在「沙漠風暴」中打勝仗部隊的分隊時，陸軍軍樂隊奏起了得克薩斯旋律的集成曲。我們代表國防部全體人員向總統和第一夫人贈送了臨別禮品。

　　然後我發表講話。「總統先生，」我說，「您在別無他法的時候派我們去執行有危險的使命，但是您從不掉以輕心，從不猶豫不決，從不捆住我們的手腳，對於我們完成任務所需的一切也從不吝惜。」我轉而談到巴巴拉·布什。「她是國家的第一夫人，她也是四軍種的第一妻子，她是一個這樣的婦女，她為祖國效力不怕艱難險阻，她對愛吹牛的人的大話不加理會，但她對需要仁慈的人也不加拒絕。」我講完後，請迪克·切尼講話，他發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說，稱讚了喬治·布什這位大丈夫、總統和總司令。我看到迪克差一點流出眼淚，這還是頭一次。

　　我所效勞的喬治·布什是個貴族後代，出生在新英格蘭，從小家境優越，但他靠在得克薩斯的油田獨立起家；他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紳士，但小時候也極淘氣和逗人喜愛；他待人接物客觀公正，但他好像對黨內極右派造成的種族對立激化並不關注；他在巴拿馬和波斯灣給美國帶回了令人自豪的勝利，領導結束了冷戰，並使世界更安全地避免核災難的浩劫。他在這些問題上摸到了公眾的脈搏，但在美國的國內問題上卻有失誤。他因某件事而獲得榮譽，卻因另一件事而受到處罰。就我個人與喬治·布什的關係而言，他委我以重任，並尊重我的判斷。他也給了我體貼、忠誠和友誼。我極其欽佩他，並將永遠敬重他。

　　在儀式快結束時，各軍種參謀長們和我還為我們即將離任的五角大樓首腦舉行了閱兵式和歡送宴會。在此刻，我試圖說說我所看到的迪克·切尼不露聲色的外表後面隱藏著的品質。我告訴來賓們：「他研究武器、戰略與技術，但是……他懂得了我們不是沒有生命的東西，我們不是官僚機構，我們也不是機器。相反，他懂得了美國武裝部隊是由人組成的有機體，這個有機體像人一樣必須得到關懷，它有痛癢，它必須受到訓練，它會流血，它必須始終得到照顧。」迪克·切尼確實對我們很關照。

　　在將近4年的時間裡，他和我從未在社交場合共同在一起超過一個小時。但是我們的立場觀點出奇地接近。我們在「坦克」裡或橢圓形辦公室裡思考了許多同樣的問題，因此我們能夠把對方的半句話接上去說完。我對這位心情溫和的人不僅產生了職業上的尊重，而且產生了真正的喜愛。新總統就職典禮的前一天，我前往切尼的套間向他告別。我向他的秘書凱蒂·比利亞爾潘多問候一聲就走進他的辦公室，只見到處堆放著紙箱，裡面裝著4年來積聚的書籍和紀念品。

　　「部長去哪兒了？」我問凱蒂。

　　「噢，切尼先生幾小時前走了。」她說。我感到失望，甚至傷心，但不感到意外。身單影孤的牛仔逕自朝著夕陽之處走去了，甚至連最後的一聲「再見」都沒說。

　　第二天，60年代造就的一位年輕總統從40年代戰爭中曾是海軍最年輕的戰鬥機駕駛員的人手中接過火炬。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座架在兩屆政府和兩代人之間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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