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45)_科林·鮑威爾

一四五

　　我指出，軍隊對非洲裔美國人的平等機會，比美國社會的任何其他機構都多，他們自然就大量地加入武裝部隊的行列。我說，我們到國會講我們必須削減部隊，你就會抱怨說我們將減少黑人的機會，而現在你們又談起陣亡機會，是的，想減少陣亡機會。但是，這場危機一過去，你們馬上會回過頭來，對裁減部隊人員和封閉了非洲裔美國人的最好的職業領域之一而表示擔憂。難道你們要按總人口中的黑人比例來限制軍隊中的黑人數目，把其他黑人官兵都裁掉嗎？我認為不能這樣做。你是無法兩全其美的，一方面贊成軍隊在平時給予黑人機會，另一方面又不讓黑人在戰時去冒風險。減少黑人在軍隊中的比例的惟一辦法是，讓美國社會上的其他機構向非洲裔美國人打開大門，同時保持他們目前在武裝部隊中享有的機會。

　　在我說這番話的時候，來自康涅狄格州的年輕代表、國會中惟一的黑人共和黨議員格雷·弗蘭克斯當面向我表達了感激之情。在我向他及其新議員同仁們講述了1月份海灣地區的情勢後，弗蘭克斯走到我面前說：「我要感謝您幫助我當選。」

　　「我幫助你當選？」我反問，「我可沒有參與政治呀。」

　　他咧開嘴笑了起來。「在我的選區裡，白人選民強調黑人除了善搞民權運動外，在其他方面也要有能力。多虧了您。他們看到了一個能躋身于白人世界的黑人。而這就幫了我的忙。」

　　我讚賞弗蘭克斯說的話，因為我也是靠黑人先輩的肩膀支撐起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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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從戴維營回來後，恢復了他在星期天晚上邀請「八人幫」到白宮開會的慣例。1991年1月6日我們在那兒聚會。晚餐之後，他領我們到他寓所的小辦公室裡。他說，我們要做出一個決定。聯合國要伊拉克軍隊離開科威特的最後通牒，9天后就要到期。國務卿貝克出訪歐洲，他將赴日內瓦與伊拉克外長塔裡克·阿齊茲會談，以便做最後的努力要伊拉克軍隊和平地撤走和避免戰爭。還有一周之後，眾參兩院將辯論是否授予總統就科威特問題進行戰爭的權力。切尼認為反對派可能會挫敗該決議案，而這樣一來將置總統於何地？喬治·布什曾公開說過，他歡迎辯論並準備冒國會可能不同意的風險。我本人主張國會要表明立場。我曾目睹政府在越南戰爭期間為了避免說戰爭是戰爭（不說較直截了當的「戰鬥中死亡」而說「在敵對行動中陣亡」以及其他明顯的閃爍其詞）而經歷的種種扭曲。我也知道，不管國會做出什麼決定，布什總統也不會退讓。他那天晚上所要做出的決定是什麼時候開戰。他問我的意見。我說：「170300，總統先生。」即利雅得時間1月17日淩晨3點0分，我們發起進攻。

　　空戰開始時間定於拂曉前，那是早就同意了的事。深夜出擊可使我們的戰鬥轟炸機有充分的時間在幾乎全夜暗的條件下進出伊拉克的領空。選擇這個時間還可把附帶損傷降至最低限度，因為大多數伊拉克人都在家裡，不在街上或工作崗位上。然而，開戰日期問題卻引起了一番辯論。按聯合國的截止日期，華盛頓時間15日到期。那為什麼出擊不定在1月16日3點呢？有一個人這麼提問。而對其他人來說，這看來算得太精確了，好像我們迫不及待地要開始投下炸彈。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希望在截止日期過後等得太久，以免喪失信譽和國會反對派製造新的障礙。我認為，截止日期過後大約兩天時間似乎是一個合理的折衷方案。

　　當開戰時刻臨近之際，我發現把職業軍人施瓦茨科普夫的情緒和堅定的文官切尼的情緒做個對比是很有意思的。諾姆依然是動輒發怒。他是司令官，有50萬條生命取決於他在戰場上的決斷，他秉性急躁，好發脾氣。而且他心中還有個疑團，國內那幫紙上談兵的戰略家們是否真的瞭解戰場實況。

　　戰鬥前夕的平靜尚未降臨到諾姆·施瓦茨科普夫身上。

　　切尼曾有過短時間的信心不足，隨後再度成為沉著鎮靜、泰然自若的典型。當進攻發起日臨近之際，我邀請他光臨我的辦公室共進午餐。他做過心臟冠狀動脈的搭橋手術，要遵照他的秘書制訂的嚴格的飲食規定，我們極少在社交場合中聚餐，那一天我想在我們的談話過程中讓他打破進餐禁忌，於是就讓希·休斯訂購了乾酪漢堡包。我們最後一次仔細地審查了目標清單。他似乎早已記住了內容。此人對信息的要求如饑似渴，以致我們很難滿足他的胃口。他在全國軍事指揮中心花了幾個小時，接二連三地向參謀人員提問題。坦克的性能怎樣？「愛國者」導彈呢？你們是怎樣彙集整理出一項空戰計劃的？裝甲步兵在戰場上怎樣發揮作用？你們怎麼穿越雷場？他把彙報人問得理屈詞窮。但是，到那天晚上，我們這位文職國防部長在談論軍事問題時也像個軍人了。到那頓乾酪漢堡包午餐結束時，我認為迪克接受的軍事教育已告完成。聯合參謀部作戰官湯姆·凱利安排了一個儀式，我們贈予迪克一張證書，證書上寫著理查德·布魯斯·切尼現為所有軍事學院的榮譽畢業生。

　　當然，任職華盛頓的切尼之所以能冷靜，部分原因是他畢竟與戰區遠隔重洋，而施瓦茨科普夫之所以緊張不安，部分原因是他必須在現場指揮部隊作生與死的戰鬥。

　　1月15日，當進攻發起日臨近時，我接到我的英國同事戴維·克雷格爵士打來的焦急不安的電話。「科林，你們還打算轟炸伊拉克的生物戰設施嗎？」他問。我說我們有這樣的打算。「那可有點風險，是嗎？」克雷格的話不無道理。兩天前，我曾向總統提出我們主要的軍事判斷。轟炸這些工廠是有風險的。轟炸可能摧毀現場的病毒戰劑，但也可能把病毒釋放出來。這是一場賭博，我告訴總統，但我們迫不得已還得這麼做。他的心情已經焦躁不安，而這新的憂慮更不會使他寬慰。

　　我對伊拉克軍隊可能使用化學武器的問題依然不很擔心。我們的部隊人員將穿著防護服，很多人都坐在快速移動的有屏護的車輛中。但是生物戰劑令我擔憂，只要有一個人死于細菌戰就會對公眾造成可怕的影響。我們又不能以同樣的手段進行報復，因為我們是禁止生物戰國際協議的簽字國。但是，我們不得不準備對付薩達姆的最糟的衝動行為。如果我們遭到非常規攻擊，我們隨時準備進行非常規反擊，即使不使用核武器。在截止日期即將過去的那一天，我草擬了一份致薩達姆的警告電文，內容如下：

　　嚴格遵照日內瓦公約和公認的戰爭規則，只能使用常規武器。如果你違反條約義務使用化學或生物武器，我們決心：

　　摧毀你們的商船隊；
　　摧毀你們的鐵路基礎設施；
　　摧毀你們的港口設施；
　　摧毀你們的公路系統；
　　摧毀你們的石油設施；
　　摧毀你們的民航基礎設施。

　　我把最厲害的一手寫在最後，那是一種恫嚇，目的只是要嚇住他，而對這一行動我們的律師是會否決的。如果迫不得已而為之，我寫道，我們決心摧毀底格裡斯河與幼發拉底斯河水壩，水淹巴格達會造成可怕的後果。我試圖通過有關渠道傳達這一信息，但渠道尚未打通，時間就已到了。然而，我方仍是按照這一信息的精神行事的。我們決心打一場快速的毀滅性戰爭，除非薩達姆迫使我們採取其他手段。

　　至於轟炸生物武器庫及隨之而來的不是防止而是引起一場災難的風險，我向戴維·克雷格爵士說：「如果這場災難向南發展，你惟我是問好了。」

　　布什總統對進入橢圓形辦公室的人總有訣竅不使他們感到緊張。他總是面帶微笑地說：「嘿，迪克。嘿，科林。你們聽說過有關一個精神病醫生，他……」但是，當我們在1月15日，聯合國截止日期剛過的那一天聚會時，他臉上毫無笑容。「八人幫」到達時，他幾乎都沒打招呼。我們在壁爐前的排成「U」字形的椅子和長沙發上各自按通常的位置就坐，總統仍坐在右邊的扶手椅上，這把椅子他當副總統時坐了8年，已經坐習慣了。我解開了我的軍服上衣的鈕扣，這是我感到緊張時的一種不自覺的動作。總統的情緒似乎感染了每一個人。我們都坐立不安，有的人講話很生硬，其他人講話時焦躁不安。我們談論了對法國人所推行的最後的外交策略怎樣處置最為恰當，順便我們又再一次議論了生物武器威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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