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40)_科林·鮑威爾

一四〇

　　施瓦茨科普夫是正確的：這是一個不周密的計劃，我瞭解他為什麼不願意將該計劃呈報華盛頓。為了穩操勝券，他還需要2個師的兵力和1個軍司令部。使我吃驚的是約翰斯頓和珀維斯沒有說明，中央總部一旦確實得到這些兵力時它能夠做些什麼。儘管如此，他們以1個軍的兵力為依據制定的這個作戰計劃也有嚴重缺陷。你不能把一支數量上占劣勢的進攻部隊送進敵人的嘴裡去。此外，也缺乏謀略考慮。前線的伊拉克步兵部隊在科威特境內挖壕據守，不易向南攻擊；如果我們在伊拉克軍的右側進攻並從空中打擊他們，伊拉克的機械化部隊也不大可能南下進入廣袤的沙特沙漠地區。這項計劃沒有考慮到如何利用伊拉克軍西翼的弱點。

　　在「坦克」裡的彙報中間，切尼漫不經心地問了幾個問題後就走了。他看來不很滿意。我送走了彙報人，然後與參謀長們討論我們所聽到的情況。我們取得了一個共同的看法：應當首先制定一個更好的使用1個軍兵力的作戰計劃。然而，不管計劃多麼完善，使用1個軍的兵力都有很大的風險。後來我見到切尼時，他告訴我：「我可能是外行，但那個作戰計劃使我失望。」

　　他那樣認為是對的，我同意。但是我提醒他：「我們看到的只不過是一個初步計劃，而且我們知道諾姆是不願意把它拿出來的。我們會把它修改得更好些，我們還有時間。」

　　第二天，約翰斯頓和他的小組在情況室向總統做了同樣的彙報，當時在座的有布什總統、奎爾副總統、吉姆·貝克、約翰·蘇努努、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鮑勃·蓋茨、切尼和我，這8人被稱為「八人幫」。空戰計劃繼續給人留下好印象。而對地面作戰計劃的反應則不出所料。退休的空軍中將斯考克羅夫特對該計劃大加斥責。我再次指出，施瓦茨科普夫是反對呈報這一計劃的，而且我們還有時間把它改得更好些。在我的心思中，我總認為施瓦茨科普夫的高級地面指揮官們一直忙於兵力部署和防禦計劃，他們沒有作為當務之急來重視地面進攻計劃的制訂。我告訴總統，我們能做得更好。他看來神態從容。但我後來聽說鮑勃·蓋茨講過一番俏皮話，大意是「麥克萊倫將軍死而復生了「，影射施瓦茨科普夫像這位內戰時期的指揮官，不論林肯撥給他多少人馬，他總以缺乏足夠的兵力為藉口而不願出擊。

　　第二天，10月13日我打電話給諾姆，講了審議的情況。空戰計劃方面的彙報博得好評，但地面計劃需要加工。然後，我把聽筒從耳旁挪開，逗弄他說：「你知道，有人講在你那兒出了一個麥克萊倫。」

　　諾姆上了鉤。「你告訴我是哪個混蛋講這話的，」他大聲叫著，「我要給他看看我施瓦茨科普夫絕不是麥克萊倫！」

　　我感到有些內疚。我是故意刺痛他，以刺激他認真考慮我們的地面進攻計劃。我掛上電話後，覺得這是該我再次去沙特阿拉伯的時候了。

　　當我準備動身時，切尼不斷給我佈置臨時任務。他說：「我要知道一支進攻部隊的上限兵力數字；我要知道諾姆到什麼時候可完成進攻準備。」他還提出第三個問題，我當時只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下簡單的「前綴5」，那是我早在1964年本甯堡步兵軍官高級訓練班上獲得的核資格代號。我說：「關於核武器我們連想都不要想到它，你知道我們不能將那個鬼怪放出來。」

　　「當然不，」切尼說，「只是為了想得更周到些和出於好奇。」

　　我告訴湯姆·凱利召集幾個人到大樓的最保密的房間制訂核攻擊方案。結果使我很洩氣：要對僅僅1個疏散配置在沙漠中的裝甲師造成嚴重損傷，就需要相當多的小型戰術核武器。我把這一分析報告給切尼看了，隨後給予銷毀。如果說我以前對戰場上使用核武器的實用性有過懷疑的話，那麼這份報告最終證實我的懷疑是正確的。

　　在我前往沙特阿拉伯之前，切尼最後的交代是：「希望這一次你能讓我們看到一個富有想像力的進攻計劃。」

　　10月22日，星期一，我來到沙特國防部，坐在地下5層的施瓦茨科普夫的作戰室裡。我們一齊坐在房間中央的長桌旁，面對的牆上佈滿了圖板。到場的有諾姆、陸軍司令約翰·約索克中將、海軍陸戰隊司令沃爾特·布默中將、海軍司令斯坦·阿瑟海軍上將、空軍司令查克·霍納中將，以及中央總部副司令卡爾·沃勒中將。我們談了一會兒有關1個軍的進攻計劃，它仍是一個差勁的計劃，於是很快就擱在一邊了。「傑迪騎士」提出了兩個軍的作戰計劃，其中強調要發揮我們佔優勢的裝甲作戰能力和一〇一空降師的直升機機動能力，這個最新的作戰計劃還指出要利用伊拉克軍暴露的西翼，但不夠充分。「謝謝！」我向彙報者說，在他們走後，我告訴諾姆：「我們還得改進。」

　　那天深夜，他來到我在沙特阿拉伯人提供的一家富麗堂皇賓館的套間。我們研究了如何更好地利用敵人的固守不動的陣地。伊拉克軍隊在科威特只是原地固守。東面是大海。他們自己的築壘防禦陣地是在南面。實際上，他們自己把自己捆住了。我們談到在西面和北面猛然把門關死，並切斷他們的供應線。我說：「在伊軍的西翼地帶我們可以利用1個重型裝甲軍迅速推進到縱深地區，同時，派十八空降軍到更西面的地方，從那裡北上封鎖幼發拉底河谷和切斷敵增援和後撤的路線。」我們繼續交換看法，並把思路畫在我從書桌抽屜裡拿出的紙張上。我們所構思的戰略不需要天才，伊拉克軍隊的部署實際上為我們寫下了這種計劃。

　　第二天上午，我們再次在施瓦茨科普夫的司令部開會，對我們頭天晚上的想法加以充實。諾姆一再重複他的請求，要從歐洲調來由兩個師組成的第七軍。我同意，並說我們將從美國增調來第3個師。我們還將派出另一個海軍陸戰師。我還答應再給他增派幾個戰鬥機中隊。至於航空母艦？我們得派6艘來。對這東西我們已耗費鉅資，為什麼把它們省著不用？我們在巴拿馬已得到一條教訓：投入越大，結束越快。我們不能使美國再經受另一次越南戰爭。我們可以大手大腳地動用資源，因為世界已經變了。我們現在可以從德國抽出幾個師，而這些部隊過去40年來一直駐在那兒，準備阻止蘇聯的進攻，而蘇聯的進攻今後再也不會發生了。

　　我說：「諾姆，你必須明白，總統和切尼部長都會給你為打好這一仗所需要的任何東西。因此，不要擔心。」我補充說：「你要一切準備就緒才開始進攻。我們不能倉促上陣。」在我說這番話的時候，我來此以後第一次看到施瓦茨科普夫緊張的臉上露出了輕鬆的表情。正如他後來描述當時的心情時所說：「我感到好像他（鮑威爾）從我的肩上卸下了重負。」我返回華盛頓時的心情比前幾周好多了。

　　10月30日下午將近3點半鐘，奧蒂斯開車進入白宮大門，到西廳入口處停下。我告訴他讓我先下車，然後再向前開一段後停車。在當時那種場合我要了一個小小的花招。因為電視攝影記者通常聚集在大門外。如果我讓記者報道我是帶著地圖進白宮的話，那我得親自從行李箱裡取出地圖來。如果我不想從我手中露出地圖，我得叫奧蒂斯讓我先下車，然後由他小心地把地圖拿進大廳給我。

　　自從薩達姆佔領科威特以來我們在白宮的歷次聚會中，這一天的會議是最關鍵的。總統召集「八人幫」開會，只有丹·奎爾因不在華盛頓而未出席。我們必須解決我早在8月和9月所提出的根本性問題，那就是我們的底線是僅限於保衛沙特阿拉伯，完全依靠制裁迫使薩達姆的軍隊撤出科威特呢？還是要集中軍事力量，一鼓作氣把他的軍隊趕出去？是防禦還是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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