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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成功。

  自從美國人民對越戰產生懷疑的20年來,我所堅持的信念,全部在這次巴拿馬行動中得到驗證:要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並鍥而不捨;使用一切必要的兵力,無須因投入兵力巨大而感到歉疚,如果這是達到目的的必要條件的話;決定性的兵力能迅速結束戰爭,並最終減少死亡人數。以後我們不論面臨什麼樣的威脅,我總要把這些守則作為我的軍事主張的基本原則。

  大約在「正義事業」行動的6年後,當我寫以上的字句時,諾列加先生因從事毒品非法活動而被起訴並被定罪,現關在美國監獄的一間牢房裡。巴拿馬已經有了一支新的安全部隊,國家的民主體制在運行,並已經舉行過一次自由選舉。

  ◎第十七章 當失去頭號敵人時

  我當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時的工作做得最好的一部分應歸功於一位人們不大熟悉的人物——阿諾德·施瓦策尼吉爾。以前在陸軍部隊司令部時,我千方百計地鍛煉身體,因而健康狀況良好。但現在回到了「環內」,豐盛的佳餚使我的身體開始變形。一天晚上,在一個為慈善目的舉行的宴會上,我碰巧坐在施瓦策尼吉爾身旁,自歎我又發胖了。

  「您需要一台健身腳踏車,」施瓦策尼吉爾說,「我送您一台。」

  我指出:「我不能接受承包商或製造商的任何饋贈。」他回答說:「您不必顧慮太多,因為這是我的私人禮物。」於是,一台帶電腦控制的固定式健身腳踏車很快就送來了。從此,我早晨5點半一起床就開始用它鍛煉身體。我的某些最清醒的思考是在健身腳踏車上活動半小時的過程中完成的。

  11月4日,在巴拿馬行動的前幾周,一個星期六的早晨,我在健身器上鍛煉時陷入了沉思,想到自己作為主席應該有些建樹。我認為我的主要使命是引導武裝部隊走上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一條與當今世界變化相適應的而不是受前40年情況束縛的道路。沖過澡後走進書房,在紫色鑲邊的記事本上寫下了我剛才的思路。之所以有意選用紫色,是為了表示主席不屬￿任何一個軍種。

  我頭腦中的構思可以說是憑直覺所做出的分析。我沒有依靠情報估計、作戰模擬或電子計算機預測。而且我有意避開聯合參謀部仍然非常盛行冗長的公文程序。我的構思完全是憑著我在世界最高級首腦會議上的觀察和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期間的經驗,以及一些我認為有根據的直覺判斷。我分析預測了今後5年內將發生的情況,並提出了與這些情況相適應的陸、海、空軍和海軍陸戰隊的發展設想。我在記事本的扉頁上寫了「戰略概覽——1994」。

  我寫下了對蘇聯的預測:「反對黨紛紛崛起,西方投資湧入,市場規律主導價格,戈爾巴喬夫繼續掌有最高權力。」儘管無法說得很準確,但我預測蘇聯軍費預算將削減百分之四十,兵員裁減百分之五十,海軍造船規模也將大幅度收縮。總之,蘇聯軍隊將採取純「防禦態勢」。接著,我寫下了相當大膽的預言:到1994年,「東歐將無蘇聯軍隊」;「華沙條約將被取代」;「東德將不復存在」;所有東方集團國家將成為「多黨制的中立國」。我還寫下:德國——「重新統一」,柏林——「不再分治」。我預計,到1994年南非將出現一個「黑人多數派政府」。而在拉丁美洲:「古巴被孤立,落後於時代潮流」。當然,麻煩地點繼續存在,我認定它們是「朝鮮、黎巴嫩、波斯灣、菲律賓」。我還寫了另一個標題:《美國可能介入的地點》,並在其下列出兩個地點,「朝鮮和波斯灣」。

  我開始研究根據這些預測情況所需的相應的美國軍隊的兵力和結構。我接著完全根據出自內心深處的感覺寫下:「海軍將從550艘艦艇減為450艘艦艇;我們駐歐洲的兵力將從30萬人削減到7.5萬至10萬人;現役陸軍將從76萬人減至52.5萬人。」海軍陸戰隊、空軍和後備役部隊也都將削減。

  要讓切尼接受這樣的大裁減,那是十分艱難的。他是一個強硬派,根本不願意想蘇聯會變得「較親善和較溫和」。然而,他畢竟是個內行,而且脫離國會不久,深知國會中要求削減防務開支和提取和平紅利的政治壓力越來越大。他已批准了下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實際削減了防務開支。但是這個預算並沒有反映出任何全面的戰略遠見。布什政府初期,為了提出一項新的戰略曾委託人撰寫了一份主要研究報告——第12號國家安全評論。這份材料是由職業官員和幾個指定的行政人員起草的。該研究小組並不具備總統及其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遠見,也未接受他們實際的政治指導。第12號國家安全評論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作為政府的擋箭牌,擋住指責政府缺乏生氣的指責。遇到指責時,白宮可以反駁說,我們已經在進行戰略研究,第12號國家安全評論就是證明。但是,第12號國家安全評論令人失望,它是一個毫無新意的文件,內容空泛,滿篇陳詞濫調,註定要被拋進垃圾箱。

  與此同時,國會、獨立的國家安全思想庫和自稱是自由撰稿者的軍事專家的建議卻紛紛而來。如果我們要控制我們自己的命運,我們必須搶在他們前面。負責政策事務的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和他的新班子開始進行工作。我決心要聯合參謀部駕駛軍事戰略的列車,所以我搶先提出一些看法,即便這些看法是直覺判斷而非分析所見。與其讓人強迫我們接受其軍事改革計劃,不如我來提出一個可以使盟友團結在我們周圍,並可以使我們的指責者當作靶子的方案。

  在我以獨自思考度過週末之後,奧蒂斯·皮爾遜開出主席的卡迪拉克牌轎車送我去上班。我在神心專注地思考問題,以致奧蒂斯講的什麼活,我幾乎沒有聽見。直到他把一支「貝雷塔」手槍伸進後座時,我才轉過神來。他向我保證說,他持槍是經過法律批准的,他說作為我的司機兼警衛,他應當配備武器。

  進了辦公室後,我打開磁帶錄音機並在微弱的莫紮特樂曲聲中,再一次審查了我所記的要點。然後,我叫來了聯合參謀部戰略計劃與政策部部長喬治·「李」·巴特勒中將和部隊結構、資源與評估部部長約翰·「戴夫」·魯賓遜少將。他們和他們的助手就軍隊改革問題已工作了幾個星期。我把我在週末形成的書面要點交給了巴特勒和魯賓遜,並要他們把這些要點改寫和繪製成彙報用的圖表。給他們兩天時間來完成。這套投影片顯示的材料標題是用我自己起的名稱——《戰略概覽—1994》,但我引用了一個出自戈爾巴喬夫的副標題:《當你失去頭號敵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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