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93)_科林·鮑威爾

九三

　　我說，如果你們同我手下的工作人員發生爭執，我多半會站在你們那一邊，因為這些工作人員是為我服務的。「然而，如果你們中的任何人無緣無故地欺負我的工作人員，我是肯定要出來維護他們的。」

　　我說，我上任的頭幾周，將到駐有本軍部隊的所有10個西德社區視察。「我去時會提早通知你們，因為我想見見你們的高級軍官、該市市長以及當地其他官員。我的妻子將訪問診所和幼兒園，結識你們的夫人。」然而，這第一次視察之後，我再去時就不再提前打招呼了。「我會只讓你們來得及把咖啡桌上的塵土撣乾淨，把內褲收起來。我不是成心要你們好看。但這是我能瞭解你們的真實情況的惟一辦法。」我這樣做反映了我長期以來對於那種在有所準備的情況下進行的年度大檢查的不信任。我知道，有計劃的視察總會浪費許多人力物力。

　　「新噴的油漆味和剛塗過白粉的人行道肯定說明一位指揮官缺乏信心。」我對他們說。

　　「我講話會很坦率，」我說，「我會時常使你們氣惱不已。」使人們感到氣惱，這是領導工作的一部分。很久以前，當我同約翰·帕多和那個吃了敗仗的訓練隊在一起的時候，我就懂得了這個道理：一個人的感情受過刺傷，那會對工作大有裨益。

　　最後，我試圖表達一下我對陸軍的熱愛。「在陸軍中供職是開心的事，而不是苦差。希望你們在自己的指揮崗位上愉快地工作，不要太玩命。該休假就休假。要留出一些時間來與家人在一起。除非絕對需要，我週末從不打算加班。我也不希望你們加班。若發現有誰在考勤簿上為他自己或他的部下記了星期六或星期日加班，他最好能講出理由來。請記住，這可能是你們最後一任指揮職務，大概也是我的最後一任，所以讓我們幹得開心一些吧。」

　　我來德國沒兩天，就像被磁鐵吸引一樣，到蓋爾恩豪森舊地重遊。我只帶了我的助手布魯斯·斯科特。到那裡後，我們驅車去我所熟悉的科爾曼兵營，把車停到D連營房前面。該連連長迎接了我們，陪我們到連部辦公室。這當兒他喋喋不休地彙報著連隊當前的工作，我卻幾乎一個字也沒聽進去。我陷入了沉思。一個如此這般穿上了將軍制服的當年的少尉，被對往事的回憶和當年熟悉的面孔包圍著，他們中有湯姆·米勒、「紅臉」巴雷特、軍士愛德華茲等等。

　　＊＊＊

　　我的家人不得不再度搬遷。琳達回威廉—瑪麗學院讀書去了，邁克在陸軍中服役，現在只剩下我們3個人了。我們搬進軍長宿舍，讓安妮瑪麗入讀美軍家屬的法蘭克福中學。我們的住房很像敵國邊界線上的哨卡。它位於一個叫巴特維爾貝爾的郊區，距我的辦公室8英里。那是一座狹小的兩層樓，有一名勤務兵照應。一個洗手間被改造成裝甲掩蔽部，如果發生恐怖分子襲擊，我們就得躲在裡面，直到有人來解救。我們的住房四周裝有鐵絲網，房子前面是一間警衛室，憲兵一天24小時從它那只能由裡面往外看的玻璃窗注視著我們的住所。這就是我們溫馨的家。

　　在我看來，整天盯著將軍的房子，除了偶爾能看到安妮瑪麗曬日光浴以外，這對不到20歲的士兵來說是再乏味不過的事了。為了調劑一下這種單調的工作，我帶一名警衛乘直升機到格拉芬沃爾去了一趟。我問他，當兵營中的人知道他要隨軍長一道出門的時候，他們要他向我提什麼問題。他欲言又止。「說吧，孩子，」我鼓勵他，「不要怕。」

　　「嗯，長官，」他說，「是跑步的事。」我常常到野地裡去跑步，而只要我一出發，就會有一兩名身穿運動服的憲兵沖出警衛室，不聲不響地跟在我後面跑。這位警衛繼續說道：「他們想問您是否知道在我們的週末休息日憲兵主任總是要挑幾個人穿好運動服等在警衛室內。萬一您出去跑步，他們就跟上。」

　　我嘴上什麼也沒說，但這種做法正是我所痛恨的那種過分之舉。某些可憐的士兵在本該休息的時候，卻不得不整天守候在那個小屋子裡，只是為了別放過軍長可能出去跑20分鐘步這種偶爾為之的事情。應當承認，安全是一個難題。我到任的前一個月，恐怖分子就在法蘭克福軍人商店放了炸彈。但是，我跑步的時間沒有規律，路我也每次不同，而恐怖分子搞襲擊，靠的是他們的襲擊目標活動的規律性。我幾天以後才提起此事，為的是不暴露我的消息來源。我要憲兵主任取消這種做法。我可以自己照顧自己。如果我遭到襲擊，那不是他的責任。看他那表情，好像並沒有被說服。

　　出於安全考慮，我用的是一輛白色「奔馳」380SE防彈車。參謀軍士奧蒂斯·皮爾遜是我的司機。這位來自亞拉巴馬州鄉下的黑人士兵是個瘦高個兒，長得很英俊，不大愛說話。他像許多年輕人一樣，是為了克服不幸的童年對他的影響而來到部隊的。現在陸軍就是他的家。不久，他也成了鮑威爾家的一員。奧蒂斯以前為我的前任薩姆·韋策爾開車。韋策爾酷愛運動，同德國上層人士交往很多，有時還是一些奢華的狩獵旅館的賓客。因此，奧蒂斯花過很多時間為韋策爾從樹林中撿拾獵物。無論是韋策爾交往的一幫人，還是他的消遣方式都不合我的口味。我更喜歡打壁球和修汽車。而這兩樣都正是奧蒂斯的所愛。我來德國後，買了一輛幾乎全新的「寶馬」728，我們兩人就玩起它來了。我喜歡像蝙蝠似地沖出巴特維爾貝爾的車庫，在我的警衛們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之前，使這輛「寶馬」以105英里的時速在高速公路上奔跑起來。

　　雖說西德人很樂意享受駐紮在他們同蘇聯人之間的美第五軍（有7．5萬人）為他們帶來的安全，但是他們會更樂意我們呆在兵營裡，到爆發戰爭時再出來。坦克和運兵車破壞著公路不說，我們的裝甲車隊常常使西德人的「大眾」汽車無容身之地。我們的直升機整天在頭上發出可怕的轟鳴，而且還常常干擾民用機場上飛機的起降。德國的環境保護組織「綠色組織」尤其討厭我們。在第五軍駐紮的黑森和萊茵蘭—

　　普法爾茨這兩個州，「綠色組織」的勢力很強大。

　　一天上午，我接到第三裝甲師師長湯姆·格裡芬少將的電話。頭天夜裡，「綠色組織」在坦克訓練場中央種上了一百棵小樹。「將軍，我要把它們挖掉。」格裡芬對我說。

　　「別忙，湯姆。」我說。在德國是不能隨便把樹毀掉的。我們把樹挖了出來，移栽到住宅區。後來，格裡芬又舉辦了一次類似「地球日」那樣的慶祝活動。我們邀請了當地政要、報界和綠色組織人士參加，但「綠色組織」拒絕了我們的邀請。不過，我們感謝他們幫助我們美化了我們的環境。正如我從溫伯格救狗事件中所學到的，只要動動腦筋，就可以把不利化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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