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91)_科林·鮑威爾

九一

　　當裡根總統到格林納達去接受那個島國的人民對美國1983年10月出兵趕走共產黨人的感謝時，溫伯格把我也帶到「空軍一號」飛機上，權作對我的一次追加的歡送儀式。這是我第一次隨總統出國。當我坐在後艙內看著我的專用電視，服務員頻頻送來飲料和小吃的時候，我在想，這樣旅行可真開心。後來，溫伯格又帶我到前艙專用間去同總統合影。羅納德·裡根是那樣親切地同我打招呼，以至我分不清他是真的記得我抑或我所經歷的是標準的裡根式拉攏。總統穿著他那慣常的雪白的襯衫，領帶打得極其仔細。但他的外衣掛在衣鉤上，下身穿的是運動褲，免得把西裝褲弄皺。

　　我以前從未看到過像總統在格林納達所受到的那種群情激昂的場面。這個島國的總人口為8．4萬人，看來他們全都聚集在體育場上了。歡迎儀式主持人在介紹裡根時稱他為解放者、救世主耶穌，這引起了會場人群的熱烈歡呼。裡根總統發表了精彩的講話，聽眾報以雷鳴般的掌聲。不過，我注意到了以前在他身上也看到過的東西——某種專業表演似的東西。就好像導演喊出了「群眾歡呼」，而他也就當作腳本的一部分接受了。

　　兩年零10個月過去了，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段時間。我是帶著對我為之服務的那個人極其眷戀的感情離開五角大樓的。卡普·溫伯格這個人儘管有些怪癖，但是在內心深處，他是一位偉大的戰士，一位傑出的鼓動者，一個像他的總統一樣，確定了一些簡單的目標就決不放棄的人。他表現出了他的力量、他的鎮定和極端的自信。然而我永遠忘不了那個漆黑的夜晚，在地中海上空的一架空蕩蕩的波音707飛機上的那個真情流露的時刻。那是發生在1984年10月，在一次對幾國首都進行馬拉松訪問的最後一程中的事。我們先後訪問了意大利、突尼斯、以色列和約旦。在西奈，我們遇上了經常籠罩那個地區的、能引起肺部感染的霧靄。

　　全團的人都感到不舒服，尤其是溫伯格。當時在飛機前部的一個機艙內，阿米蒂奇和我坐在一側，溫伯格坐在另一側。艙內很黑，幾乎伸手不見五指。我們以為他睡著了，但就在這時，那個厚重的聲音打破了寂靜。我們總是把部長當成不可動搖的人物。然而他卻說出了——看起來像是自言自語——下面這樣一番話。「這種日子太孤寂了。樹立真正的敵人易，結交真正的朋友難。它真是令人身心憔悴。我竭盡全力忠實地為總統服務，但要得到總統和他夫人的感謝卻並不那麼容易。」他停頓了一下，似乎突然意識到對我倆過於明顯地表露心跡了。他接著說：「我可以對你倆說說。我信任你們。」發現這個看起來永遠不會洩氣的人也有我們其他人所有的焦慮，這使我更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對他的欽佩。但是我們總算有一次機會看到他的這一面。

　　溫伯格更為慣常的表現是他那份執著，這既是他的長處，又是他的短處。他主持五角大樓工作的那幾年中，世界發生了變化，但溫伯格卻沒變。他要求不停地增加防務開支的呼籲已開始像堵塞了的哨子，吹不太響了，他終於不再能引起國會的注意了。就是在那個「邪惡的帝國」開始在我們眼前解體的當兒，他也不想放過它。無論怎麼說，他是在最恰當的時候提出了正確的意見。經過在越南遭到慘敗、「沙漠一號」行動淪為笑柄之後，美國再度成為一個受到敬重的、可以信賴的軍事大國，這都得感謝溫伯格和裡根。我並不否認卡特—布朗政府在開始研製迫切需要的現代化武器方面的功勞。但是，如果沒有裡根和溫伯格所做出的加強軍事力量的努力，大多數這類武器仍將處於研製階段。或許，裡根和溫伯格所做的最大的貢獻就是結束了美國人民同他們的保衛者之間長期存在的疏遠狀態。這段時間內，裂縫癒合了：美國再度伸出雙臂，擁抱它的武裝部隊。

　　3月16日，我離開了五角大樓，開始做走上新崗位的準備。我走過溫伯格辦公室外面的崗哨（我始終未能將他們撤掉）時，向警衛行了軍禮。我交回了我的身份的真正標誌：濱河大門口停車場的停車牌。對於為我的祖國效力，我除了感到自豪之外，從來沒有別的想法。今天，我覺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高大了。這也許是我的想像，但我確實覺得，在裡根—溫伯格時代，每一個軍人也都變得比以前高大了。

　　◎第十三章　「弗蘭克，你要毀掉我的前程」

　　對於擔任第五軍軍長這件事，我是自信中又有一絲憂慮。從我在坎貝爾堡指揮一〇一空降師第二旅那個時候到現在，已經過去10年了。我以前在野戰軍中擔任過的職務是傑克·赫達切克麾下的一名副師長，在那個職位上沒有成為喬治·巴頓那樣的人物。而且，直至現在我仍然對越過師長這一級直接升任軍長感到不安。我決心證明自己是個能幹的帶兵將領，而不是五角大樓繁殖的政治將軍。

　　我原希望4月份就去接任，但是我要替換的那位軍官

　　——羅伯特·L·「薩姆」·韋策爾中將並不急於縮短他自己的任期，因為他卸任後就得退休了。因此，我就利用1986年6月去德國報到以前的這幾個月趕快複習一些軍事課程。阿爾瑪和我還用3個星期的時間突擊學習德語，每天學8個小時，每週學習5天。我比她有一丁點兒優勢，那就是在紐約市立學院學德語時得過一個「C」和一個「D」，而且在上次駐德期間學過一些詞匯，主要是啤酒和牛排之類的日常用語。德語中的不規則動詞使阿爾瑪很傷腦筋，所以我實際上得用槍口頂在她腦門上才能逼她學下去。

　　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頭。由於這段時間德國的恐怖主義猖獗，我們兩個都得上一個稱作「防身駕駛術」的課程，上課的地點在西弗吉尼亞的一個賽車道上。他們讓我們圍著車道高速行駛，在85英里的時速下急轉彎，練習如何躲避恐怖分子，還教我們如何以極高的速度轉圈，朝相反的方向駛去，就像一個逃避追捕的黑手黨司機。最後一課是猛撞一輛擋路的汽車。你要撞得恰到好處，既要把它撞到路邊去，又不能把自己的車撞壞或者把自己撞死。這門課阿爾瑪未能畢業，不過她也不怎麼在乎。

　　我一個人先去西德，不久，阿爾瑪、琳達、安妮瑪麗以及我們的貓麥克斯也去了。她們在萊茵—美茵機場受到邁克爾·鮑威爾少尉的迎接。在後備軍官訓練團時，邁克像我當年一樣受過跳傘和空中突擊訓練，可是他後來當了坦克兵而不是步兵。他現在在駐安貝格的第七軍第二裝甲機動團服役，任偵察排長。

　　1986年7月2日是交接指揮權的日子。第五軍官兵集合在司令部的閱兵場上，檢閱臺上站著美國和德國的軍政官員。韋策爾和他的妻子艾琳都來了，我們彼此寒暄了幾句。韋策爾和我檢閱部隊，我接過第五軍的軍旗，至此指揮權就算正式交接完畢。君王永垂不朽！君王萬壽無疆！

　　從某種意義上講，自我上次駐在西德至今這四分之一世紀中，形勢沒有發生多大變化。我於1958年12月首次到蓋爾恩豪森時是個21歲的少尉，艾森豪威爾是美國總統，尼基塔·赫魯曉夫是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當時在東西德之間的邊界地區，面對美軍5個師和我們盟國的軍隊，駐紮著20個師的蘇聯和共產黨集團的軍隊。在此前兩年，蘇聯鎮壓了匈牙利的自由戰士。在我離開德國的一年之後，他們築起了柏林牆，後來又扼殺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爭取自由運動。那時東西方劍拔弩張，針鋒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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