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女王(24)

二四

　　帕麥斯頓依然我行我素，這位外交大臣幾乎成了一個獨立的權力中心。當時，在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兩地的歸屬問題上，普魯士和丹麥發生了衝突，女王夫婦同情普魯士，而帕麥斯頓卻支持丹麥，並於1850年瞞著女王簽署了列強確保丹麥領土完整的條約。女王再也無法容忍，決心搬掉這塊頑石。她通過內閣首相轉給帕麥斯頓一封親筆信，措詞相當嚴厲：

　　朕以為有理由為了預防將來的任何誤會，將朕對外交大臣之期望做一簡略的說明。朕要求：

　　（1）他將清楚地陳述他在一個既定事件中的企圖，以便朕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批准的是什麼；

　　（2）一切方案，一經朕批准，大臣便不得擅自更改或修正，發生這種行為，朕將以為是對君上無誠意，理所當然地行使朕的憲法權力，罷免這位大臣。

　　阿爾伯特也出馬召見了帕麥斯頓，年輕人決心以自己的理智與精謹來治治這個亂沖亂撞的毫無頭腦的老傢伙，他的問話暗藏機鋒，直指對手：「你知道女王反對有關什列斯維希的草案，她所以這樣做的理由你也明白。她的意見遭到了否決，表現著列強各國要求保證丹麥王國領土完整願望的草案簽訂了，丹麥國王便以此為由而侵入什列斯維希，那裡烽煙四起。如果霍爾施坦也受到侵犯——這裡有可能——日耳曼便決不會坐視不救；而俄國已恐嚇說如果什列斯維希人取勝的話，便要以武力干涉。如果出現這一非常情況（極有可能挑起一場歐洲大戰）而它又很可能是當我們正在巴莫羅市，約翰勳爵在蘇格蘭的另一地，你將怎麼辦呢？鑒於你的先見之明，女王料想你對上述可能性已經有所注意，並要你對此假定的事件中自己該怎麼辦做一明確的回答。」正如阿爾伯特所預料的一樣，帕麥斯頓的確無以回答，因為在他看來，一切只能是隨機而行，而不可能事先有十分嚴密的方案。他說：「整個事情是極端複雜的，而殿下提到的那些可能性並不一定會發生。」阿爾伯特堅持再三，整整一個小時費盡氣力想迫使他做出一個明確的答覆，卻毫無結果。「除非罷免他，否則將毫無辦法」，阿爾伯特想。

　　帕麥斯頓應該從女王的信及阿爾伯特的問話中嗅到某種氣息，但他的一向的政治態度與個人本性決不會使他的行為有任何改變。

　　幾個星期以後，有一位奧地利的海諾將軍來到英國。這個人因嚴厲鎮壓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尤以鞭笞婦女而臭名昭著。在他參觀一家釀酒廠時被一個剛剛從維爾那逃回來的工人認出，這位工人參加了奧地利革命，知道這位被稱做「鬣狗將軍」的人的底細，他旋即遭到了工人們圍攻，工人們將他推來攘去，吼聲四起，他挨了不少拳腳，他逃進一條胡同，居民們揮舞掃帚緊追其後，他拼命地逃進一家小酒店並在警察的保護下才得以脫身。這一事件激怒了奧地利政府，奧地利要求英國道歉。帕麥斯頓出於自己的政治目的，與於矛盾中去尋找均衡的政治態度，一向支持工人暴動，因此對此事從內心裡十分高興。雖然作為英國外交大臣，他不得不表示歉意，但他在這份道歉公文中卻又加上一句說這位將軍「于此時前來英國似乎不合時宜」，而這份關係重大的公文帕麥斯頓又沒有讓女王或首相過目。顯然，對帕麥斯頓所加的那句話女王夫婦、首相極為不滿，因為，這將給英國、奧地利之間的關係帶來更大的麻煩。

　　1851年10月，一位匈牙利革命的領導者科索茲流亡到了英國，對這樣一位工人運動的領袖女王政府當然恨之入骨，而帕麥斯頓卻表示要在倫敦的家裡接待這位匈牙利的愛國志士。他們的矛盾再一次尖銳，帕麥斯頓甚至想以辭職相要挾，最後還是屈服了，但帕麥斯頓的同情革命政治態度卻因此而遠近聞名。幾個星期以後，一個來自芬士伯雷和艾林頓的激進派團體求見帕麥斯頓並呈上一份請願書，上面將奧地利和俄國的皇帝蔑之為「醜惡可憎的兇手」和「殘忍的僭主與暴君」，作為君主專制下的英國大臣，帕麥斯頓當然在表面上對這些措詞表示了反對，但這種反對是溫和的，而且在這些溫和的談話中他聽任自己真情實感以一種漫不經意的方式流露出來。

　　帕麥斯頓的言行立即招致了朝廷的憤慨與咒駡。維多利亞夫婦深感手下的這位外交大臣比以前任何一個時候都顯得危險。

　　1851年年底，女王夫婦的擔憂達到了極點，這一年12月2日，巴黎發生了路易·拿破崙政變。路易·拿破崙又稱拿破崙三世，是拿破崙·波拿巴即拿破崙一世的侄子，他企圖恢復拿破崙一世的輝煌，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帝國（拿破崙曾于1804年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惟恐天下不亂的帕麥斯頓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在政變後的第二天即召見法國大使，對拿破崙行動表示了贊同。女王夫婦大為不悅，兩天后她寫信告訴他，對於法國事務，英國政府的方針是保持絕對中立態度。

　　然而不久，在給駐巴黎的英國大使的公文中，帕麥斯頓似乎把女王的告誡當作耳邊風，繼續表示了他對拿破崙的贊同。這份公文照例未呈送給女王，首相也不曾見到就發出去了。

　　一連串的事實終於促使女王夫婦下定決心，首相約翰在強大的壓力下也失去了耐心。於是帕麥斯頓最終遭到了罷免。

　　帕麥斯頓被免使維多利亞夫婦大感輕鬆。尤其是阿爾伯特，他曾多次感到與帕麥斯頓較量之艱難，他也意識到他與帕麥斯頓之較量實際上是英德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較量。理智戰勝了熱情，理性克服了感性。帕麥斯頓被揮到了一邊，王權得到了空前的鞏固。

　　三、克裡米亞槍聲一響，女王夫婦再一次深得民心。

　　帕麥斯頓的垮臺，標誌著阿爾伯特在維護王權專制上的一次重大勝利。

　　自從阿爾伯特躋身英國政治以來，他一直把自己所有精力與才智放在王權的鞏固與擴大上。面對自1832年「改革法案」以來黯然失色的君主立憲制，面對國王被看作一個傀儡只會按照大臣的意願「或點頭以示贊同，或搖首以表不許」的窘境，在男爵斯托克瑪的指引下，阿爾伯特決不放棄維護君主合法地位的任何機會，在他看來，國王當有為其內閣會議永久之主席的權力，應處於終身首相之地位，具有至高無上的懲戒權，國王甚至可以自始至終地參與政府的決策，他極其羡慕威廉三世的地位——他既主持其樞密院（相當於現今之內閣），同時又是一位立憲君主——儘管阿爾伯特的想法與當時時代的發展背道而馳，但他仍然堅忍不拔地努力將它付諸現實。

　　帕麥斯頓便是在這種背景下被揮到一邊的。

　　然而事情並不是那麼的簡單。由於阿爾伯特與帕麥斯頓的衝突遠遠地超出了倆人之間恩恩怨怨的範圍而涉及到兩個民族文化性格與整個時代主要矛盾之間的對抗，而這種對抗之間的勝負是很難分辨的。代表封建君主利益的阿爾伯特必然要受到正在發展的資產階級進步勢力的扼制，而代表日耳曼民族文化的阿爾伯特又必然招致絕大部分英國從上層到下層的民眾的圍攻，而這種扼制與圍攻隨著帕麥斯頓的被免而變得更加厲害、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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