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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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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死刑、赦免與流放歲月 1846春,在涅瓦大街上,一個身披斗篷,頭戴寬邊禮帽的生人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前,突然問道:「請問,您下一篇小說的主題思想是什麼?」 提問者是彼得拉舍夫斯基。他的言談舉止與別人不同,在跟人談話時總喜歡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但他是40年代解放運動的卓越活動家,傅立葉學說的忠實信徒,俄國第一個社會主義小組的組織者,出色的演說家和訓練有素的宣傳家。一年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參加他組織的一些聚會。雖然他不可能成為一個革命者,但是他確實讚賞那種「關於國家的浪漫主義設想」,即傅立葉主義。他只主張採取和平的改良辦法,懼怕走上嚴峻的政治道路,但他並不能阻止其他從事政治密謀活動的人們,為此他十分痛苦不安。 1849年4月15日,這一天成了俄國文學史和社會思想史上值得紀念的日子。在這次聚會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讀了別林斯基給果戈理的一封信,那封信以其大膽的揭露和強有力的抨擊使與會者大為震驚。在此之前,這封信就已經在莫斯科爭相傳抄,不脛而走,引起各界人士的普遍重視和讚歎。從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讀別林斯基的信這件事可以看出,儘管他和別林斯基已經決裂,但無疑他是同意他的觀點的,不過果戈理也是他崇拜的一位作家,別林斯基對果戈理本人提出的那種憤怒的譴責,想必使他感到十分痛心,難以接受。他還朗讀了果戈理的覆信,他在朗讀時儘量做到了不偏不倚,他後來甚至說他在任何場合都未表示過他同別林斯基信中的意見是一致的。儘管這樣,他還是給自己埋下了禍根。 4月22日晚上3點多鐘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回到他的家,4點多,他被一陣喧鬧聲驚醒,有人在房間裡走動;門口響起刀槍的叮噹聲,「出了什麼事?」 他睡眼惺松地問。 聽到的是斬釘截鐵的大聲回答:「奉聖旨,您,工程兵中慰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被捕。」 一名憲兵少校用十分莊嚴的口吻向他宣讀了逮捕令,接著又用一般的命令吩咐手下的人把所有的文件和書籍都貼上封條。 門口停著一輛車,他被帶到那個臭名昭著的地方「皇上陛下直接管轄的第三辦公廳」。翌日被送進了彼得保羅要塞。同時被捕的還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其他33名成員,罪名是搞「思想上的陰謀」。 在曾經關押十二月黨人的地方,也就是阿列克謝三角堡中的秘密監獄,偵訊委員會對他們進行了審訊,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現了前所未有的勇氣和光明磊落,他竭力為同志們開脫罪責,主動說那些導致他們走上斷頭臺的一系列活動均應由他一人負責。他繼續捍衛自己那熱烈的、朝氣勃勃的信念,相信藝術作品具有巨大威力,站在政治監獄嚴酷拷問者面前的,是一位註定要失敗,但內心仍充滿堅不可摧的力量的作家。 長達八個月的審訊結束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處死刑,起訴書上指控說,他宣讀和傳佈「文人別林斯基的一封犯罪的信。」 1849年12月22日是行刑的日子。早晨7點多鐘,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小組成員20多人被囚車押送到謝苗諾夫校場。經過數月孤獨的囚禁生活以後,這些被判了刑的犯人相見時都顯得格外高興和朝氣蓬勃,他們像親兄弟一樣一邊呼喊著,一邊熱烈地擁抱。 這種歡樂情緒明顯地打破了最高軍法懲罰儀式的嚴肅氣氛。刑場總指揮皺著眉頭,怒氣衝衝地策馬跑到他們面前,發出口令:「排成橫隊!」神甫出現在隊列前面,領著由衛兵團團包圍的犯人向斷頭臺走去。 生命也許只剩下10分鐘或20分鐘了吧? 犯人們踏著結冰的臺階登上斷頭臺。「舉槍!」只聽嘩啦一聲,槍支全部向上舉起,響起一陣急促的擊鼓聲。檢察長拿著一張紙走上木台,開始用刺耳的尖噪音宣讀最高當局的判決了。宣讀完畢以後,檢察長慢吞吞走下木台。囚犯們跪下,劊子手把鋼劍在他們頭頂上折成兩截,在寒冷的空氣中發出乾巴巴的破裂聲。神甫誦讀最後一道訓誡,並讓他們吻十字架。 多年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癡》中這樣描寫一位死刑犯臨刑前的心理活動:「附近有一座教堂,金碧輝煌的教堂圓頂在燦爛的陽光下閃閃發光。他記得,他當時目不轉睛地緊盯著那個圓頂和閃耀在圓頂上的陽光;他的眼睛不能離開那些陽光:他似乎覺得,那些陽光是他的一個新天地,再過三分鐘他就要和那些陽光融合在一起了」 只剩最後一項儀式了:死前更衣。有人給他們換上了帶有尖頂風帽,長袖的又寬又大的白布殮衣。他們被重新整隊,三人一排。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第二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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