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21)_學達書庫

二一

　　克拉辛給托洛茨基安排了好幾個在彼得堡的接頭地點，其中最主要的是康士坦丁諾夫炮兵學校的主任醫師亞歷山大·亞歷山大羅維奇·李特肯斯家，命運使托洛茨基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與他和他的家人聯繫在一起。在1905年那緊張的日日夜夜裡，正是坐落在後巴爾幹大街上的李特肯斯家和學校大樓成了他的藏身之所。常有一些從來沒有來過軍校大院的不速之客就在門衛的眼前來到主任醫師的住所找他。軍校下級人員對老醫生很好，從來沒人去告密，所以一切進行得很順利。醫生的大兒子亞歷山大，18歲，已經是個黨員，在奧爾洛夫省搞了幾個月的農民運動，因為神經過度緊張，一病不起。小兒子葉甫格拉夫當時還是個中學生，後來在國內戰爭和蘇維埃政權的教育工作中發揮了很大作用，不幸於1921年在克裡米亞被匪徒殺害。

　　托洛茨基以一張名叫維肯季耶夫的地主的證件在彼得堡合法地住下。在革命者當中他化名彼得·彼得羅維奇。在組織上他沒參加任何派別，但實際上托洛茨基繼續與克拉辛一起工作。他這時是一個布爾什維克溫和派，這符合托洛茨基當時的觀點，所以他們才更加接近。與此同時托洛茨基仍然與孟什維克的彼得堡地方組織保持著聯繫。在他的影響下，他們也主張抵制第一屆國家杜馬，因而就與在國外的孟什維克中央發生了衝突。不過，這個孟什維克組織很快就瓦解了，它是被一個綽號叫「戴金邊眼鏡的尼古拉」的叛徒出賣的。這個人也認識托洛茨基，再加上他的妻子因參加五一森林集會被捕，他必須暫時隱蔽。於是托洛茨基在夏天來到芬蘭。

　　在芬蘭得到喘息的機會，托洛茨基開始發奮投入文字工作。他貪婪地閱讀各種報紙，注視著各政黨的活動，搜集各種材料。在這個時期，最後形成了他對俄國社會內部力量和關於俄國革命前途的看法。

　　當時托洛茨基這樣寫道：

　　俄國面臨著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革命的基本問題是土地問題。政權將由領導農民反對沙皇制度和地方老財的階級和政黨來掌握，無論是自由主義或民主知識分子都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他們的歷史時代已經過去。革命的舞臺由無產階級所佔領。只有社會民主黨才能通過工人的行動使農民接受它的領導，這就給俄國社會民主黨開闢了一個比西方國家更早奪取政權的前景。社會民主黨當前的任務是進行資產階級革命，但是無產階級一旦奪取政權以後，不能停留在民主主義綱領上，必須轉向社會主義道路。至於它在這條道路上走多遠，這不僅取決於各種力量內部的對比，而且取決於整個國際環境，因此，基本的戰略路線要求社會民主黨在資產階級革命進行中，在同自由主義者爭取農民的企圖進行不調和的鬥爭的同時，就必須把奪取政權作為自己的任務。

　　革命的前途問題與策略問題是最緊密地相聯繫的。党的中心政治口號是立憲會議，但革命鬥爭的歷程提出了由誰和怎樣召開立憲會議的問題。從無產階級領導人民起義的前景來看，必然要求建立一個臨時革命政府，而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應當保證它在臨時政府中起決定性作用。

　　托洛茨基在芬蘭的住處，四周丘陵環繞，蒼松林立，湖塘波光粼粼，空氣晶瑩清澈，一片秋日的氣息。這種環境很難使人想起革命在不斷發展。9月末，托洛茨基遷往芬蘭腹地，在一處湖邊林地找到一家孤獨的旅館住下，這旅館名叫「勞哈」，在芬蘭文裡是「平靜」的意思。因時值秋天旅遊淡季，偌大一個旅館幾乎沒什麼人。四周一切真是「勞哈」（平靜）到了極點，沒有一個活的生靈，沒有一點兒聲息。他繼續寫東西和散步。晚上郵遞員送來一卷彼得堡報紙。他一份接一份地翻看。這些報紙猶如窗外吹來的一陣狂風。

　　罷工浪潮正在擴大，從一個城市蔓延到另一個城市。在這寧靜的旅館裡，翻閱報紙的沙沙聲傳送到托洛茨基的耳際，就好似雪崩的轟隆聲。看來革命正全速發展。托洛茨基讓旅館領班結了賬，請他雇了一輛馬車，就離開了那「平靜」，走向暴風雨。晚上他就到了彼得堡，並在理工學院大禮堂做了講演。

　　十月罷工並不是按原計劃展開的。它開始是莫斯科印刷工人的一次行動，後來很快平息。社會民主黨的兩派本來決定在「流血的星期日」一周年時展開一次決戰。所以托洛茨基心安理得地躲在芬蘭避難地寫東西。但一次本來已漸趨低落的罷工突然波及到鐵路工人，於是它立即迅猛地發展開了。

　　罷工從10月9日一開始就提出鮮明的政治口號，並且迅速從莫斯科擴張到全國。這種全國性總罷工在俄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很多城市，群眾與軍警發生了衝突。不過總的來說，十月總罷工還只是政治性的，並沒有轉變為武裝起義。可是沒想到專制政權卻驚恐萬狀，倉皇退卻，於10月17日（公曆30日）發表了立憲宣言。當然受了打擊的沙皇政府手中還保存有國家機器，但是政府的政策，照沙皇重臣維特的說法，變得比以前任何時候「更膽怯、更盲目和更愚昧」了。不管怎麼說，革命終究取得了初步和部分的勝利，畢竟統治階級做出了眾多的允諾。

　　2.彼得堡工人蘇維埃

　　托洛茨基是在十月罷工高潮中回到彼得堡的。罷工浪潮正在一浪高過一浪地向前發展，但是也存在危險，這就是缺乏一個群眾性組織的領導，運動很可能毫無結果地結束。他從芬蘭帶回一個建立非黨組織的計劃，這個組織由選舉產生，每1000名工人選出1名代表。就在回來的當天，他從一個名叫約爾丹斯基的作家（此人後來出任蘇維埃駐意大利大使）那兒知道彼得堡孟什維克提出了一個選舉產生（每500名工人選舉1名代表）革命組織的口號。

　　這個口號無疑是正確的。彼得堡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堅決反對選舉產生非黨組織這一主張，擔心它將來與黨分庭抗禮。可是布爾什維克的工人們卻完全沒有這種擔心。在11月列寧回國以前，布爾什維克的上層幹部對待工人蘇維埃①一直就是這種宗派主義態度。而廣大黨員群眾則比這些党的上層領導們更能依靠政治嗅覺正確地把握鬥爭路線。因此，可以說，列寧未能及時從國外趕回國是第一次革命中布爾什維克未能取得領導地位的重要原因。

　　①「蘇維埃」一詞系俄語譯音，意為「代表會議」或「委員會」，後成為蘇維埃國家機關的名稱。此處「工人蘇維埃」即「工人代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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