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20)_學達書庫

二〇

　　這樣，托洛茨基就不得不擔當起了這次重要的火星派成員會議的主席重任。正是這次會議種下了以後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種子。與會者的神情都緊張到了極點。會議進行到最後，列寧「砰」地一聲帶上門，憤然離去。在激烈的黨內鬥爭中，這是托洛茨基惟一的一次看見他失去自持。矛盾越來越尖銳，終於，分歧在代表大會上完全暴露出來。列寧派女代表茲和她弟弟季米特裡來找托洛茨基，再一次試圖爭取他站到「強硬派」方面去。

　　談話在一個公園裡進行，持續了幾個小時。這兩位使者怎麼也不肯放托洛茨基走。「我們得到命令，無論如何要把你爭取過來。」他們說。最後托洛茨基斷然拒絕跟隨他們。

　　對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來說，分裂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列寧，這位鬥爭中最積極的人物，也沒有預見到分裂並且絕不願意分裂。雙方都被這突如其來的事端弄得心煩意亂。列寧在會後患了幾個星期的頭痛病。謝多娃後來在筆記裡寫道：

　　列·達幾乎每天都從倫敦寫信來，信裡表現出日益增長的恐慌，最後，他懷著絕望的心情報告了《火星報》的分裂：《火星報》再也不存在了，它死了……《火星報》的分裂使我們極為難受。

　　托洛茨基的觀點是這樣的，他說：「革命的集權是非常必要的，是一條硬性和嚴格的原則，它對待從前是同一思想的個人或整個團體往往採取冷酷無情的態度。列寧常常喜歡用「不調和的」和「無情的」這樣的詞匯不是偶然的。只有擺脫所有卑鄙的個人私欲，為了一個堅定的革命目標而進行高度自覺的革命鬥爭的人，才能證明這種冷酷無情是正確的。我認為我是一個主張集權的人。但是，應當承認，在那個時期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一個革命政黨為了要帶領千百萬群眾投入反對舊制度的鬥爭必須要有強力和專斷的集權。我的青年時代前期是在敖德薩度過的，那裡比別的地方多延續了5年的反動沉悶的氣氛，列寧的青年時期則處於民意黨人活動頻繁的年代，而比我年輕幾歲的又生活在新的政治高漲環境之中。1903年倫敦代表大會前，革命對我來說多半仍然是一個理性的抽象概念。我還沒有認識列寧的集權思想是從一個明確的、經過獨立思考的革命概念中所引出的邏輯結論。在聚雜在「火星」旗幟下的人們還普遍存在著模糊思想和認識時，正是列寧一個人完全、徹底地看見了明天，看見了他們所面臨的全部嚴峻的任務、激烈的鬥爭和無數的犧牲。」

　　第十章　回到俄國

　　1.基輔—彼得堡—芬蘭

　　托洛茨基同第二次代表大會孟什維克（即少數派）的聯繫是短暫的。他贊成把分裂只看成是一個影響較大的插曲，儘快同布爾什維克（即多數派）實行聯合，而另一些人則把代表大會的分裂作為走向機會主義的起點。1904年整整一年中，他都在同孟什維克集團的領導人在政治上和組織上不斷發生衝突。衝突圍繞兩點，即對待自由主義和對待布爾什維克的態度。托洛茨基主張對自由派爭奪群眾的企圖予以堅決回擊，並一再堅持要求社會民主黨兩派聯合起來。1904年9月，他正式宣佈退出孟什維克。實際上他從4月開始就沒有參加它的活動。在這期間，托洛茨基為了遠避俄國僑民，到慕尼黑去住了幾個月。慕尼黑在當時被認為是德國最民主和最富藝術性的城市。在這裡，他不僅結識了慕尼黑美術陳列館和《樸實人》雜誌，還深入瞭解了巴伐利亞社會民主黨的情況。

　　在黨代會召開的時候，整個俄國南部席捲了一股強大的罷工浪潮，農民騷動越來越頻繁，許多大學也沸騰了。俄日戰爭曾短暫地扼制了運動的發展，但沙皇政府在戰爭中的失利又很快成為革命的強大推動力。報界更敢於說話；恐怖行動更加加劇；自由派在覺醒，並發起了一場宴會運動。1904年11月，俄國許多城市的地方自治派自由主義分子在各地舉行的司法改革40周年宴會上提出政治改革的請願書。

　　就在這時，1905年1月23日①早晨，流血星期日的消息傳到德國，托洛茨基全身的血液沸騰了。

　　①1905年1月22日（星期日），彼得堡大批工人在加邦牧師帶領下，手執教會旗幟和沙皇肖像，來到冬宮前廣場，向沙皇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勞動條件。遊行隊伍遭到軍隊鎮壓，工人及其妻兒死傷達數千人。近代史上稱這一天為「流血的星期日」。

　　托洛茨基再也不能留在國外了。代表大會以後他與布爾什維克的關係已經結束，後來又脫離了孟什維克，他只能單槍匹馬地幹了。托洛茨基通過大學生們弄到一張護照，同妻子（她已於1904年秋再次來到這裡）一起來到慕尼黑，然後又轉到維也納。此時大批流亡者紛紛準備回國。維克多·阿德勒忙得不可開交：為流亡者籌款，弄護照，還要聯繫落腳點……請來一個化妝師，就在他家為托洛茨基化妝，因為俄國在國外的密探早就十分熟悉他的外貌。

　　托洛茨基的妻子先行前往基輔，以便安排住處和接上關係。他也於2月攜帶一張退職陸軍準尉阿爾布佐夫護照來到基輔。一連幾個星期，他們不得不頻繁地更換住處，起先他們在一個膽小如鼠的青年律師那兒住了幾天，後來轉移到一個理工學院教授家，最後又搬到一位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寡婦那裡。還有一段時間托洛茨基躲在一個眼科醫院裡，這是一個同他很熟悉的眼科主治醫師所作的安排。護士並不知道緣由，很認真地替他洗眼，點（無害的）眼藥水，還嚴格禁止他看書，怕他多用眼力，於是托洛茨基不得不從事雙重的地下工作：背著她偷偷地起草論文和傳單。

　　當時基輔有一家著名的地下印刷廠，儘管它的四周發生過無數次搜捕，它仍然在憲兵鼻子底下活動了許多年。1905年春季，托洛茨基寫的不少傳單就是在這個印刷廠印刷的。不過較大篇幅的號召書之類他就交給他在基輔新認識的一位年輕的工程師克拉辛。克拉辛①是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委員，在高加索掌握著一家設備很好的大型地下印刷廠。托洛茨基在基輔為這家印刷廠寫了許多傳單，他們把每份傳單都印得非常好，這在當時地下印刷條件下是很不容易的。

　　①克拉辛（1870—1920）：1903—1907年為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同時兼任黨中央戰鬥裝備組領導人。十月革命後歷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工商人民委員、交通人民委員、對外貿易人民委員和駐美、法全權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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