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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進與退

  應當說,詩人泰戈爾並不是一個天性激烈的政治活動家,他不喜歡過於極端的言行。他畢生在社會生活裡所追尋的基本宗旨,正如同他在創作事業中所追尋的美學理想一樣,它,就是和諧。

  也正因為如此,直到自治運動風起雲湧之前,泰戈爾在政治上還只是採取和恪守著一種有節制的態度:他有時可能在集會中演講,並且會撰寫文章以抗議英國對本民族和國家的壓制與侮蔑,想方設法地去維護印度的民族自尊心;但是,他絕對不是一個政治運動的積極的參與者。

  這是因為當時印度全國的政治活動尚缺乏民族意識,而且他還覺得,那些政治運動的領袖們對自己國家各方面的真實情況與現實處境仍沒有足夠的瞭解。在一定程度上,這些領導者也只是熱衷於政治上的你爭我奪,而對祖國的發展事業非常冷漠。

  不過,在詩人那洋溢著熱烈情感的心胸裡,愛國的熱望與激情卻始終洶湧澎湃,從未消退半分。詩人以他比常人更細膩的情感,更熾熱的情懷,盼望著祖國母親的獨立與富強。他永遠是一個堅定不移的愛國者。

  因此,當自治運動中舉國上下都行動起來,證明了全印度的民族意識已不再沉睡的時候,泰戈爾也以滿腔赤子之情,自覺地投身於這一運動之中,並且成為自治運動的先鋒戰士。

  詩人在許多公開集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熱情洋溢的演說,並組織規模巨大的反對分裂祖國的遊行示威。此外,他還展示了他的音樂家的天賦,寫下了大量令人難以忘懷的歌曲。經他之手譜寫的這些愛國樂曲,在群眾集會和遊行示威的隊列中被廣泛傳唱,並迅速傳遍了整個孟加拉。他還倡導了一種名叫「拉希班德漢」的儀式。在每年的志哀日裡,孟加拉人民就在這一儀式中,在手腕上互相系上一根紅線,並且發誓統一祖國。

  泰戈爾所創作的那些歌曲中,並沒有鼓動狂熱民族情緒的言辭,也無空洞重複的豪邁話語。他寫下的那些歌詞,真切地表達出他靈魂深處對祖國、民族和人民的熱愛,以及對祖國明天的美好期盼,實實在在地抒發了他的動人心聲。因此,人們特別喜愛他的歌曲,因為其中有著可以給他們以鼓勵、賦予他們以熱情的感人篇章,並且真正傾訴出了他們自己的感情。

  詩為言志,歌為心聲。在詩人揮就的那些歌曲的歌詞裡,既充滿著火一般熱烈的愛國感情,又洋溢著濃郁的詩意:

  我能生在這一片土地上,因此我有運氣去愛她,我是有福的。

  即使她不曾擁有王室的珍寶,但是她的愛的活財富對我就夠寶貴的了。

  對我的心的最好的芬芳禮物就是從她自己的花朵中來,我也不知道還有何處的目光能用這樣的美妙來氾濫我的心身。

  呈現在我眼中的第一道光輝是從她自己的天空中來的,讓這光輝在我眼睛永閉之前再親吻它們。

  詩人那滿胸襟對祖國的愛情也化作他對未來祖國母親新貌的濃墨重彩的描繪和熱切的企盼:

  哦!上帝,願我祖國的山山水水,
  空氣和果實都變得甜蜜。
  哦!上帝,願我故土的屋宇和市場,
  森林和田野都變得豐富。
  哦!上帝,願我的人民的希望和誓言,
  事業和諾言都付諸實現。
  哦!上帝,願我民族的兒女們,
  生命和心靈都融為一體!

  詩人還曾將歌曲唱給那些為印度民族獨立英勇奮鬥的勇士們,他以音樂鼓勵著這些奮不顧身的人們:

  如果所有的人都因害怕而離開了你,
  那麼,你,一個不幸的人,
  就敞開心扉,孤軍前進!
  如果無人在狂風暴雨的茫茫黑夜裡高舉火把,那麼,你,一個不幸的人,
  讓痛苦點燃你心中的明燈,
  讓它成為你惟一的光明。

  這支歌曲後來成為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聖雄甘地最喜愛的歌曲中的一首,他常在做晚禱的時候唱起這首歌。

  在泰戈爾寫作的歌曲中,由於他認為在愛國的同時不應當排外,故而在歌詞中並沒有直接地批駁殖民主義的罪惡,不過,貫穿他所創作的全部愛國歌曲中的那種對祖國的深深依戀,以及為她前途、命運執著探求的可貴精神,理所應當地需引起後代人們的注意。

  在當年,有些學生僅僅是因為演唱了愛國歌曲,就被所就讀的學院掃地出門。泰戈爾認為不能讓這些愛國學子的學業被無理中斷。為了組織他們繼續完成學業,他和其他一些教育專家們共同制定了一項有關民族教育的計劃,並特意為此項計劃組成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即國民教育協會。泰戈爾在這個國民教育協會的歷次集會上連續進行了一系列有關文學理論的講演,題目分別有《美與文學》、《美感》、《世界文學》和《文學創造》等。這些講稿後來以《文學論》為名成書,並於1907年出版。

  泰戈爾不是一個隻空喊愛國主義口號的、不務實際的口頭愛國者,他認為應當將那種剛剛覺醒的嶄新而又火熱的情感盡力引導到可以使孟加拉民族真正復興發展的實際事業之中去;他覺得在異國殖民統治下長達數百年之後的祖國,百廢待興。於是,他便在演講和文章中大聲疾呼,提醒印度人民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者們對實際工作的關注,並且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復興民族實業的綱領、計劃和設想。可以說,腳踏實地、以質樸感情熱愛著自己的祖國,並渴望以實際的行動來使祖國繁榮昌盛的詩人,憑著他睿智的目光、敏感和直覺,在他的這些講演中幾乎預見到了後來成為聖雄甘地所領導的群眾運動的理論方針。

  然而,沒過多久,泰戈爾與那些政治家們之間的分歧便顯現出來。

  這些差異的根本起因就在於:在那些倡導愛國與團結的領導者中間,大概只有他一個人對於自己的國家的現狀和未來做出了清醒的判斷和合情合理的展望。而且,在那些高呼愛國口號的倡導人裡面,泰戈爾也是惟一的一個曾經在印度民族教育事業中作過嘗試的有實際經驗的人。所以,他似乎總在言行中與別的發起人背道而馳。比如:當別人忙著要毀壞的時候,他卻忙碌著去進行重建;當別人狂熱地主張著要把外國貨統統燒毀的同時,他卻一再地強調應當一步一步地去發展復興本民族的傳統技藝;當別人在加爾各答夢想著自治獨立,發表激昂的演講之際,他卻不合時宜地宣傳要快到印度貧窮的農村中去做一些實際的工作;更讓某些人氣惱的是,當他們一致聲討英國罪惡的同時,泰戈爾則不遺餘力地揭露印度國家中人為的種姓制度的罪惡以及人民的貧弱、愚昧和沒完沒了的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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