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引言)_學達書庫

引言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始終是中國人民的忠誠的朋友。他曾在有生之年訪問過中國，並做過演講。他還一直是中國讀者最喜歡和最尊敬的外國作家之一。

　　還是在1881年，剛滿20歲的泰戈爾就曾對英國向中國輸入鴉片毒害中國人民並獲取高額利潤的罪惡行徑發表過書面評論，這就是他在孟加拉文雜誌《婆羅蒂》上刊登的有名的論文——《在中國的死亡的貿易》。作者指出英國製造鴉片戰爭的罪惡，充滿正義地諷刺英國商人喪失天良、一味榨取中國的財富的卑鄙行為。

　　1916年泰戈爾乘船去日本之際，曾途經香港。在日記中他讚美了中國的碼頭工人，看到他們雖身處烈日之下，但那健壯的身軀依然洋溢著生命的力與美，詩人深深地感動了，他從碼頭工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力量和歡樂。在抵達日本後所做的演講中，泰戈爾對日本炫耀暴力的傾向表示不滿，並指責日本入侵中國山東的不光彩的舉動。他宣傳和平、自由、博愛和正義，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

　　1924年4月到5月，泰戈爾終於了卻了自己的一樁夙願——到中國旅行訪問。4月12日，他應邀來到上海，在參觀了龍華寺後，他與上海學術界人士會見並發表演講。之後，他遊覽了杭州西湖，參觀了南京的明孝陵，還訪問了濟南，在這三個城市都做了講演。泰戈爾在抵達北京時受到數百名群眾的歡迎，在北京，他在參觀北海、法源寺、故宮之餘，還多次與北京的文學社團如講學社、新月社的成員及知名人士歡聚一堂並做了演講，前來聽他演講的人多達數千。5月8日，新月社特地為他舉行了生日宴會，席間演出了泰戈爾的著名戲劇《齊德拉》，還為他取了一個動聽的中國名字——竺震旦。離開北京後，泰戈爾先後抵達太原和武漢，在那裡作了演講。然後從上海赴日本，結束了對中國長達一個半月的友好訪問。

　　泰戈爾在華期間所做的數十次演講中，除了向熱情的中國朋友介紹自己的生平、講述他的創作和種種感受與體驗之外，詩人還深情地追懷了中印兩國人民長達幾千年的友好往來，並以親切友善的敬意讚譽了中華民族輝煌燦爛的文化，表達了他盼望中國的儘快覺醒和富強的美好願望。他這樣說道：

　　「請允許我同你們一起，對你們這個國家生活的覺醒寄予希望，並能參加你們歡慶勝利的節日。我不是什麼哲學家，所以請你們在自己心裡給予我位置，而不要在公共舞臺上給予我坐氈。現在，當我接近你們，我想用自己那顆對你們和亞洲偉大的未來充滿希望的心，贏得你們的心。當你們的國家為著那未來的前途站立起來，表達自己的民族精神，我們大家將分享那未來前途的歡快。」

　　泰戈爾站在中國文化的一邊，他在一篇《告別辭》中講道：

　　「我記得我總覺得難受，每次我遇見不甚尊敬你們的那些人，他們是無情的，冷酷的，他們來到你們中間任意地侵略、剝削和摧殘，他們忘懷你們對文化的貢獻，也不曾注意你們偉大的藝術。」

　　泰戈爾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意識到西歐的物質文明是產生罪惡的原因，故而他也在談話中明白地表達了如下的見解：

　　「余此次來華講演，其目的在希望亞細亞文化，東洋思想復活。現在亞細亞青年迎合歐美文化。然而大戰以來，竟暴露人類相食的醜態，西洋文明瀕於破產。人類救濟之要諦，仍在東洋思想復活的旗幟之下，由日本、中國、印度三大國民，堅相提攜。」

　　作為中國文化摯誠的熱愛者，泰戈爾致力於中國的研究。1937年，他親自在和平之鄉桑地尼克坦為中國學院的成立主持揭幕典禮，並做了題為《中國和印度》的公開演講。國際大學的中國學院不僅是當時印度第一個從事中國研究的專門機構，而且從那時至今，一直是印度研究中國的中心。

　　對於中國之行的美好記憶一直令泰戈爾難以忘懷，1941年他在病榻上還口述過一首詩，追憶他在中國度過的快樂時光：

　　在我生日的水瓶裡，
　　從許多香客那裡，
　　我收集了聖水，這個我都記得。
　　有一次我去到中國，
　　那些我從前沒有會到的人
　　把友好的標誌點在我的前額
　　稱我為自己人。

　　不知不覺中外客的服裝卸落了，
　　內裡那個永遠顯示一種
　　意外的歡樂聯繫的人出現了。
　　我取了一個中國名字，穿上中國衣服。
　　在我心中早就曉得
　　在哪裡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裡重生，
　　他帶來了生命的奇妙。

　　在異鄉開著不知名的花朵，
　　它們的名字是陌生的，異鄉的土壤是它們的祖國，但是在靈魂的歡樂的王國裡
　　他們的親屬
　　卻得到了無礙的歡迎。

　　泰戈爾的日本之行使他深深地讚美日本國民的團結、順從和忍耐的精神，他曾稱日本為「亞洲的新日出」。但是在1937年7月7日，當日本軍國主義者悍然入侵中國時，詩人非常憤怒。他不顧自己年老體衰，用自己的筆來譴責其侵略行為，並從道義上支援中國人民。

　　他曾以電報、信件、講話和詩歌等種種方式表露自己的感情和態度。1937年秋天在病中發電給蔡元培等人，慰問中國人民：

　　「貴國人民此次對於所加于貴偉大和平國土之非法無理侵略，作英雄勇武之抵抗，餘已不勝欽佩，並切禱閣下等之勝利。余之同情及餘之國人之同情，實完全寄與貴國。願正義與人道，由閣下等之凱旋，得以護持。」

　　泰戈爾同情中國的聲音很快地傳遍了全世界。日本政府企圖通過「日印協會」來收買詩人，泰戈爾在給該協會的覆信中有這樣一段話，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堅定的立場：

　　「我十分敬重和熱愛日本人民。這便是為什麼我不能坐視日本政府強以其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使命加諸其人民的理由。在我看來，日本人民與中國人民，似乎是一樣作了一幕共同的悲劇的犧牲者。……因此在感謝你與你的協會所給予我的厚禮和友愛時，我甚願表示明白：我對於日本人民所懷的友愛，並不包含對於其統治者的悲慘政策。」

　　1938年1月，當詩人聽到日本的戰爭劊子手們竟在佛寺中祈求勝利的消息，他義憤填膺，寫下一首題名為《敬禮佛陀的人》的長詩，聲討喪失人性的殺戮者。

　　更可貴的是，為了從經濟上援助中國的抗戰，泰戈爾還組織了募捐活動，並第一個捐款。在國際大學，他率領師生們義務演出，為中國人民籌資。1938年4月，他還寫了題為《致中國人民書》的長信，祝願中國人民在英勇的鬥爭之中誕生出新國家和新民族的生命。

　　這一年7月，曾在和平之鄉受過泰戈爾款待的日本詩人野口米次郎寫來一封信，聲稱日本在中國的殺人行為是為在亞洲建立新世界的不可避免的途徑，是「亞洲為亞洲」的戰爭。泰戈爾閱後滿腔怒火，在覆信中對這一言論作了有力的駁斥：

　　「除非你能夠使中國人民信服，你們的軍隊轟炸他們的城市，使他們的婦女兒童等成為無家的乞丐——借用你自己的詞句，即那些尚未被炸成「泥魚的殘骸」——除非你能使這些犧牲者信服，他們遭受的只是一種仁慈的待遇，此種仁慈的待遇在末了將拯救「他們的國家和民族」；否則，你殊不必再次遊說我們相信貴國的高貴。」

　　在覆信的最後，泰戈爾寫下這樣一句話：「敬祝我所熱愛的貴國人民，不成功，只懊悔。」

　　泰戈爾在道義和行動上對中國的支持，中國人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茅盾曾這樣說過：「我們敬重他是一個憐憫弱者，同情被壓迫人民的詩人。」

　　1956年，周恩來總理也真誠地讚揚泰戈爾：「泰戈爾不僅是對世界文學作出了卓越貢獻的天才詩人，還是憎恨黑暗、爭取光明的偉大印度人民的傑出代表。……中國人民永遠不能忘記泰戈爾對他們的熱愛，中國人民也不能忘記泰戈爾對他們的艱苦的民族鬥爭所給予的支持。」

　　泰戈爾的文學創作也在中國讀者的心中佔有崇高的位置。從1913年泰戈爾獲諾貝爾文學獎後，他的作品就在中國風靡一時。郭沫若、鄭振鐸、謝冰心、徐志摩等人的早期創作，莫不受到他的有益的影響。

　　郭沫若追述自己初讀泰戈爾作品的感受時說：「我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生命的泉水』一樣。……那清新和平易徑直使我吃驚，使我一躍便年輕了二十年！」他還把自己的文學創作的初始階段稱作「第一階段泰戈爾式」，特點是「崇尚清淡、簡短」。郭沫若的詩集《女神》中作於日本的《新月與白雲》、《死的誘惑》、《別離》、《維奴司》、《鷺鷥》和《春愁》等作品，顯而易見地受到泰戈爾的影響。他早年的泛神論思想中也有泰戈爾的影子。

　　1919年，冰心研讀了泰戈爾的傳略和詩文後，於是「心中不作別想，只深深地覺得澄澈——淒美。」冰心曾譯介過泰戈爾的許多詩作，並在泰戈爾的詩作中覓得了自己心愛的題材——母親和孩童。泰戈爾的短詩也影響了冰心，使她寫出了詩集《繁星》和《春水》。應該說，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壇上流行的「冰心體」的詩歌、散文和小說中，顯然也有泰戈爾創作的痕跡。

　　正如鄭振鐸在他所譯的《飛鳥集》的序言所說的，我國許多寫作新詩和短詩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間接接受泰戈爾此集的影響。」

　　1961年，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許多國家都為泰戈爾誕辰100周年舉行了隆重的慶祝活動。這一年，我國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了一套共10卷的《泰戈爾作品集》。此外，泰戈爾的作品也被選入我國中學的教科書中，而在大學文科學生的必讀書目中，泰戈爾的作品則是必不可少的。

　　中國人民熱愛泰戈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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