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40)

四〇

　　伊凡·伊裡奇生來「聰明、活潑、令人喜愛」但是當陷入徒負虛名、金錢支配一切的生活環境，逐漸形成「輕鬆、愉快和體面生活」這一人生哲學的時候，他就失去人性，迷失了方向，忘記了人生「為上帝」的目的。為了「輕鬆、愉快和體面地生活」，伊凡·伊裡奇忠心耿耿地為沙皇專制制度效勞，不允許任何其他事情打亂「公務」的「正常秩序」。「職務是他生活的全部樂趣，這種樂趣把他吞沒了。」「伊凡·伊裡奇很快就掌握了擺脫一切與自己職務無關的事情的作法」《伊凡·伊裡奇之死》揭示了「最平凡」現象中「最可怕的」情景，暴露了「輕鬆、愉快和體面地生活」的自私自利的本質。

　　《瘋人劄記》開始創作於1884年，這是托爾斯泰世界觀發生激變後逐步將其學說付諸實現的時期。

　　1882年12月和1883年9月托爾斯泰先後辭退了縣首席貴族和陪審員等職務。與此同時，他與家庭，主要是與妻子的矛盾日趨尖銳。他感到，在這座「由瘋人管理的瘋人院裡」，只有他一個人不是瘋子，他想與環境一刀兩斷，與表面上看來「輕鬆、愉快和體面地生活」徹底決裂，因此，從藝術構思和創作思想上看，《瘋人劄記》具有自傳體的特點。

　　《老闆和工人》描寫了地主布列洪諾夫的虛偽，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不擇手段，對善良、誠實、溫順的僕人尼吉塔進行了殘暴的掠奪和無恥的欺騙。

　　「我跟別人不一樣：你等著吧，不是解雇，就是罰款。

　　咱們是以誠相待，互相尊敬。你給我幹活，我也不虧待你」。作家無情地撕下了布列洪諾夫這種「以誠相待」的假面具：他「付給尼吉塔的不是他應得的80盧布，而是40盧布。就是這40盧布也不是一次算清的，而是化整為零，大部分則用店鋪價格昂貴的商品付出，很少見到現金」。

　　在撕下布列漢諾夫虛偽面具的同時，作家以極大的同情描寫了傭人尼吉塔，他「勤勞能幹，敏捷有力」，具有「善良、使人愉快的性格」，但他也深深地感到處處都在欺騙他；他同樣清楚地知道，在布列洪諾夫的世界裡根本不存在不欺騙人的地方，所以他只好「在沒有另一種地方的情況下活著，給什麼要什麼。」

　　《棍君尼古拉》和《舞會之後》揭露軍隊中鮮血淋淋的專制暴行，對受鞭打的士兵傾注了無限的同情。

　　戲劇《教育的果實》以貴族和農民的不同生活方式為衝突的基礎，諷刺前者的遊手好閒和精神空虛，表達了後者因缺乏土地而產生的強烈憤慨。作品中的農民聰明能幹，而貴族地主卻愚昧無知，成了滑稽可笑的小丑，兩者相互對照，一褒一貶，大大提高了農民在藝術作品中的地位。

　　托爾斯泰「最清醒的現實主義」不僅表現在猛烈抨擊沙皇專制的一切舊基礎，無情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同時也表現在他對豐富的精神探索，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卡薩茨基伯爵（《謝爾蓋神父》）渴望過一種道德高尚的生活，但在俄國社會，到處都是沽名釣譽，阿諛奉承，一切都籠罩著虛偽、殘暴的烏煙瘴氣。卡薩茨基離開了這個社會，渴望找一塊安靜的地方，遠離人煙，深居簡出，過幾天精神的生活，但是無論在神聖的教堂，還是在人煙稀少的荒漠，到處都是欺騙的誘惑，伯爵走投無路，最終在普通勞動人民那裡，在一個名叫帕申卡的女音樂教師那裡找到了「真正的幽居」。

　　托爾斯泰的晚年小說不僅涉及到地主資產階級社會的制度問題，同時還提出了有關這個社會的道德基礎的問題：家庭、婚姻和愛情。《克萊采奏鳴曲》是一部真誠而震懾人心的懺悔錄，它講述了以性欲為基礎的資產階級愛情和由於爭風吃醋丈夫殺死妻子的情景。事件的參與者——波茲內舍夫是故事的敘述者，他講述了自己的夫妻生活，同時闡明他對各種問題的觀點。通過主人公的口，托爾斯泰憤怒地抨擊了老爺們荒淫無恥的生活，無情地揭露了資產階級的婚姻，稱它是「欺騙」，認為「整個上層階級的淫蕩生活就是一座妓院」，毫無道德基礎的「愛情」只會給人們帶來深重的災難。

　　從1896年到1904年，托爾斯泰在查閱大量歷史資料的基礎上，十易其稿，寫出了他的最後一部傑作——中篇小說《哈澤穆拉特》。作家通過歷史人物哈澤穆拉特的個人悲劇，對沙俄政府的侵略擴張政策，乃至整個沙皇專制制度作了有力的鞭撻。

　　19世紀中葉，高加索面臨著沙俄併吞的危險，各族山民不僅身受當地貴族的壓迫，而且還遭到與這些貴族沆瀣一氣的沙俄軍隊的侵擾。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況下，伊斯蘭教繆裡德教派在山區活躍起來，他們鼓吹對「異教徒」（即俄國殖民者）發動「聖戰」，並且要嚴懲「叛教」的封建主，這些口號雖然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但反映了廣大山民反封建反殖民主義的願望，所以得到人們的擁護。沙米裡繼任教主以後，山區的武裝鬥爭掀起了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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