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49)_學達書庫

四九

　　也許是有人走露了風聲，那天，當支持者們還剛剛聚集在印刷廠時，就發現街角已停了一輛警車，他們決定不予理會，一切按原計劃進行。他們的車和警車一前一後地出來了，不一會兒，他們的司機巧妙地把尾巴甩掉了。但更多的人知道消息後趕來了，其中包括從各家電臺、電視臺來的記者。薩特對記者講了幾句話後，車子徑直開往馬斯佩羅書店，在那兒三千份報紙很快搶購一空。下一個目標是「讀書樂」書店，但那輛被甩掉了的警車又跟上了，不過其上的便衣警察們只是遠遠地跟著，並不上來干涉。又放了幾千份報紙在「讀書樂」書店以後，人們開始三三兩兩地在街上發報紙。

　　三個魯莽的小夥子遠離了大夥兒，一直深入到聖米歇爾大道，警察逮捕了他們。恰好目睹了此情此景的另三名同志自願和他們一起去警局。得到消息後的薩特和波伏娃迅速趕到那家警局，他們身後簇擁著本國和外國電視臺的記者，再後面是那輛一直跟著他們的警車。在警察局門外薩特對記者發表了義正辭嚴的講話，一位警察則站在二樓上給跟來的幾個人每一個都拍了照。是紀念？是恫嚇？還是虛張聲勢？然而什麼事也沒有，6位朋友很快獲釋。如此結局，似乎令警方很不甘心，當大家一塊兒去飯店吃午飯時，那輛警車竟然又跟著到了飯店——但也只能如此而已，他們再不敢妄然採取任何行動。薩特和他的戰友們再一次挫敗了當局試圖破壞他們示威活動的企圖。

　　此後，政府似乎也厭倦了這種毫無成果的爭奪戰，而最讓人棘手的是：伏爾泰是抓不得的。漸漸地，政府對於《人民事業》報的干擾停止了，該報終於取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得以在報亭公開出售。不到半年，它已經辦得如火如荼，其規模、知名度和發行量都已今非昔比。1971年1月，該報的支持者們成立了「《人民事業》報之友協會」，在成立大會上，當波伏娃談起他們在三次散發報紙的過程中同警察打交道的始末時，聽眾們無不捧腹大笑。

　　成功鼓舞著薩特繼續為左派的新聞出版自由而進行鬥爭。除了仍舊擔任《人民事業》報的主編外，他又接過了兩家左派報紙：《人民之聲》和《一切》的領導職務。和當年于危難之時接過《人民事業》報一樣，薩特並不完全贊同這兩家報紙的觀點，只是認為它們的存在意味著左翼勢力的壯大。因此他決定用自己的聲譽和影響，保護這類較為激進的出版物免受政府查封或被勒令停刊。

　　此外，薩特還和許多左翼分子一起參加了旨在幫助在政府對左派分子的鎮壓中的受害者的團體——「紅色援軍」組織，他希望通過這個組織能把形形色色的非共產黨左派組織聯合起來。

　　薩特為「紅色援軍」組織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包括：幫助創建該組織的宣傳刊物《紅色拯救報》；為審判朗斯煤礦雇主的人民法庭起草並宣讀對該煤礦惡劣雇傭狀況的起訴書；積極支持政治犯們為爭取改善服刑條件而進行的絕食抗議；領導了一次對一家汽車廠的接管運動；為一本關於法國毛派的書作序……隨著薩特不斷地投入社會實踐，他越來越成為法國國內最有影響力、最引人注目的左派領袖。而歷史永遠地攝下了薩特在聖·米歇爾大街叫賣報紙的鏡頭，在警察局前慷慨陳詞的鏡頭以及總被一輛警車跟著的鏡頭。這些珍貴的歷史鏡頭鼓舞著一代又一代法國人為爭取新聞自由以及最高意義上的民主、自由而不斷戰鬥！

　　第三十二章　《家中白癡》

　　從1968年以來，薩特的主要精力不在於著述，而在於參加各種各樣的社會政治活動。人們總是看到他忙於出席集會、發表講話、簽署聲明、宣言、抗議書、出庭作證、遞請願書、會見記者、上街遊行示威、會見左翼分子等等，因此當1971年，大部頭的三卷本傳記《家中白癡——居斯塔夫·福樓拜》映入讀者的眼簾時，他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同一個問題：這位天才兼鬥士是如何能夠一心兩用：一方面馬不停蹄地投入當代社會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卻從最深的層面追尋了一個19世紀的人物。

　　跟人們的猜想不一樣，《家中白癡》並不是一部急就篇——「福樓拜花了我十年工夫，可以說，從《阿爾托納的幽禁者》之後，我就致力於這部著作」。而要談到薩特對於這位19世紀偉大現實主義作家的研究，則始於更早的時候。還在薩特五六歲剛剛學會閱讀的時候，他就對福樓拜有著非同一般的興趣，他曾幾十次地反復閱讀《包法利夫人》的最後幾頁，到後來竟能整段地背下來，而福樓拜從十幾歲就開始的創作生涯，一直就鼓舞著幼年薩特。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他再一次細讀了《包法利夫人》，對它有了更深入的理解。30年代他重讀了福樓拜的另一本著作《情感教育》，並就此和波伏娃作過長期的、激烈的探討，我們從薩特的成名作《噁心》中即可看出福樓拜對他的深刻影響。二戰期間，前線無戰事的境況使薩特進行了大量閱讀，其中包括四大卷福樓拜的書信集，他發現：這位偉大的作家不僅是個勝利者，也是個失敗者；他不僅是可敬的，也是可憐的，乃至可惡的。

　　從此時起，薩特就萌發了以後要寫一部他的傳記的念頭。此後，薩特對於福樓拜的分析一直延續著，在《存在與虛無》中，他用福樓拜做例子來反對傳統的心理學，並建立了存在主義的精神分析理論：「這種精神分析尚未遇到它的弗洛伊德，我們至多只能在另外的論著中提供福樓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兩個例子。」1956年，一個契機使薩特正式決定開始著手寫福樓拜的一生：法國共產黨文藝評論家羅吉·伽羅蒂約薩特進行一次比賽，分別用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解釋一位著名人物，看誰做得更成功。薩特理所當然地選擇了福樓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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