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47)_學達書庫

四七

　　是可忍，孰不可忍？第二天，人們就從盧森堡廣播電臺聽到了薩特那堅定有力的聲音：

　　「這些年輕人不願意有一個與他們的父輩們一樣的未來，也就是不願意有我們這些人的未來，這種未來證明了我們曾經是一些怯懦的人。……大學生跟大學，只有一種關係，就是把大學砸了。要砸，惟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上街。」

　　薩特認為，在萎靡不振的西方國家裡，惟一的不滿現狀的左派力量只存在於所有的青年人的身上，因此，大學生們不應氣餒，應該把這種鬥爭不屈不撓地進行下去。人們很快把薩特的講話複製成成千上萬張傳單，在整個拉丁區散發。薩特感到自己已經被深深地捲入了這次風暴，他無意退縮，並有些興奮：他希望這場運動將震撼當局的統治，甚至把它打倒。

　　5月13日，由學生、左翼黨派的領袖、工人代表團匯成50萬示威大軍從共和國廣場浩浩蕩蕩走向丹費爾特—羅歇路廣場。人們高呼「學生、教師、工人聯合起來！」「要受歡迎的政府」……擁有大學教師頭銜的蓬皮杜總理趕緊下令打開索邦大學的校門，立刻，標語、傳單、大字報和漫畫貼滿了校園。在10天之內成功地把工人動員了起來是大學生們的一次偉大的勝利，這樣，他們不再是孤立的了，他們的力量陡然壯大。很明顯，沒有勞動者的幫助，當局不可能輕易作出讓步。

　　5月20日晚，9位作家被邀請到索邦大學和學生們一起座談，薩特和波伏娃一齊被邀，這無疑是學生們注意的焦點。「薩特要來了！」消息一傳開，人們蜂擁而至，只能容納4000人的階梯教室裡擠入了7000多人，而教室外的走廊上更是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看到聽眾們處於一種激動、亢奮的情緒中，紊亂的場面潛藏著鬧事的危險，波伏娃不禁為被學生們擁走的薩特暗暗捏了一把冷汗。擔心是多餘的，當教室裡響起薩特的聲音時，鬧哄哄的人群立刻安靜了下來。

　　薩特首先毫無保留地贊成學生的行動，隨後他提出自己的希望：學生們應堅守「你們創造的這種將打破一切既定制度的激烈的民主」。接著學生們爭先恐後地向薩特提問題，薩特一直回答了一個多小時。最後，薩特以激勵人心的話語作結：「一種新社會的觀念正在形成，這一社會將建立在充分的民主以及社會主義與自由的結合之上。」人們發自內心地使勁鼓掌，掌聲持久不衰，此情此景讓同來的幾位作家發起了牢騷，因為他們來這兒似乎沒什麼可幹的。「我對明星制度厭倦極了。」兩年後寫出了轟動一時的小說《情人》的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小聲地嘀咕著。

　　此後，薩特一直和學生們保持著來往。他曾以《新觀察家》週刊記者的身份採訪了這次運動的主要學生領袖——科恩·邦迪，他甚至試圖為這些小左派分子在《現代》上找一塊發表意見的講壇。學生們也常常來徵詢這位久負盛名的支持者的意見。

　　然而，事與願違，5月運動不久就開始落潮了。當6月初，又發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後，公眾輿論開始轉而反對學生。以蓬皮杜為代表的政治勢力以在工資上進行大幅度讓步來換取公眾的同情，而巴黎大學內部呈現出一派「頹廢」——到處是流裡流氣的嬉皮士；毒品販子在那兒兜售毒品；一些戴著頭盔、手持鐵棍的「敢死隊員」則完全沒有政治頭腦……最初，全國上下都同情學生，至少對他們抱有好感；現在，人們對他們不無失望，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暴力事件使他們感到恐怖，他們開始渴望正常秩序的恢復。靠著這股反衝力，6月底，戴高樂主義者在公民投票中大獲成功，5月革命流產了。

　　儘管是在意料之中，薩特仍感到殊可惋惜。當《新觀察家》的記者就此採訪他時，他無法抑制內心的激動：

　　「事實上運動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失敗了，但它只是對那些有以下看法的人才是失敗了，這些人認為，革命可以馬到成功，工人會始終跟隨學生，在南特與巴黎大學爆發的運動還將導致社會與經濟的崩潰，而且這不僅將引起制度的衰敗，還將導致資本主義體系的瓦解，這是一種幻想……」

　　正如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任何事情的意義也不能從一種表面的、膚淺的層面作出評價。薩特對記者說，五月運動中許多嶄新的側面，歷史將讓人們看到它的重大意義。

　　今天，我們看到「五月風暴」震撼了法國人民對於民主、自主權等觀念的意識，從而間接地導致了戴高樂在1969年4月27日的下臺。它代表的不是一代人的危機，而是整個社會的危機，因而在法蘭西民族意識中回蕩了很多年。同時，五月風暴使法國的革命青年的鬥爭和工人的鬥爭在汲取了寶貴的經驗之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對於薩特而言，從這次運動中他意識到自己繼續與學生、工人並肩作戰的責任感，再次認識到個人的社會實踐的重要性。從此時起，他開始把主要精力轉向社會活動，而只把一小部分精力放在著述上——只繼續那些已經著手並即將完工的著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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