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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風起雲湧的抵抗運動使法國當權者不得不讓步了。1960年9月16日,戴高樂提出讓阿爾及利亞實行「自決」,在三種方案中選擇一種:徹底「法國化」、徹底獨立和「聯合」。但是頑固堅持法國統治阿爾及利亞的死硬分子不同意「自決」,他們在阿爾及爾設置路障,在巴黎掀起暴亂的狂潮,並策劃了一連串以反對「自決」為宗旨的陰謀。

  通過談判謀求和平的努力,一開始就告失敗。徵兵又開始了,入侵隊伍很快重新組織了起來。薩特感到不得不再次站出來說話了,他對新創立的反戰報紙《自由真理報》的記者說,民族解放陣線的勝利就是一切正義事業的勝利。據稱,他這一講話「引起軍人抗拒命令」。政府慌忙沒收了刊登薩特講話的這期報紙,並開始對該報編輯部的全體工作人員實行監督。為什麼不把法國左派聯合起來,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呢?

  《現代》8月號發表了由121人簽名的聲明,簽名者是包括薩特、波伏娃在內的一些舉足輕重的知識分子、教師和藝術家,聲明號召應徵入伍的青年不服從入侵的命令。聲明的效果是很明顯的,軍隊中響起一片造反之聲。很快,8月號《現代》被政府全部沒收,與此同時,許多簽名者被迫接受當局的審查。9月8日,《巴黎新聞》出現了大字體標題:「讓·保爾·薩特、西蒙·西尼奧雷等一百多人可能被監禁5年。」「薩特就要被逮捕了!」人們奔走相告。當時的新聞部部長泰雷諾瓦在一次宴會上的發言似乎更證明了這點:「薩特代表一種無政府主義的和自殺性的獨裁力量,目的在於用這種力量欺騙迷惑的、墮落的知識分子。」此言一出,中傷和造謠向薩特鋪天蓋地而來,有的報紙稱薩特為「叛徒」,而有的叫他「法國之敵」。然而薩特根本沒有時間也不屑于去理會這一切。

  緊接著,好幾名簽名者遭到了指控,被傳到法庭受審,局勢越來越嚴峻,但沒有人害怕,反而不斷有人在聲明上簽字,《思想》、《真理與自由》等報紙相繼做出了聲援的姿態。面對反戰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當局惱羞成怒,明令在聲明上簽過字的人不再允許在電視和廣播上露面,連他們的名字也不准在任何節目中被提及。不久,《現代》等報刊雜誌的編輯部遭到查封。

  矛頭總是直指薩特而來。一天,約5000多名退伍軍人在香榭麗舍大道上遊行,抗議以薩特為首的反戰派,他們高呼:「槍斃薩特!」報刊趁機對這次遊行大肆喧染,並不斷借題發揮。《巴黎競賽畫報》發表了大字標題的社論:「薩特:內戰販子!」看起來,他們要採取切實的行動了。

  11月8日,警察來到波伏娃的寓所,通知說她和薩特已被官方正式指控,並當即口頭審查了他倆。然而這不過是一次雷聲大、雨點小的威脅行動。看清了對方骨子裡的膽怯,薩特和波伏娃決定利用這次機會再擴大聲勢,因此他們把責任一個勁地往自己身上攬,企望在受審的時候對事實的本質作最徹底的揭露,然而就在開始審問的前一天晚上,主審官卻自稱生病了,於是審訊改期。但到了這個日期,審問又推遲了,這一次是無限期推遲,理由簡直算不上理由,說檔案還在檢察官那兒,不久,這次指控就不了了之了。當局不希望起訴薩特,據說戴高樂本人發了話:「那些知識分子讓他們愛怎麼搞就怎麼搞……我們不要去捉伏爾泰。」一場讓人啼笑皆非的鬧劇就這樣收場了。

  然而事情並沒有完。一天夜裡,大約淩晨兩點鐘,住在波伏娃寓所的薩特被一個沉悶的響聲驚醒,他連忙走到陽臺上,聖紀堯姆洛街方向升騰起一股濃煙。「噢,他們嗅出我們住在這裡了。」薩特並不感到震驚,這已經不是巴黎發生的第一次塑性炸藥爆炸事例了。這次爆炸無疑是沖著薩特來的,炸藥就放在薩特房間的上層,兩套房間和一間臥室被毀,三樓以上的樓梯淩空懸了起來,所幸沒有人受傷。這次爆炸事件是秘密軍隊組織對不久前薩特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的報復。房東害怕了,要求薩特立刻搬走:「就因為你們搞政治,才弄到這般地步,我們誰都遭罪!」然而,明事理、有正義的人更多,人們紛紛寄來信件或電報對薩特表示慰問,鼓勵他繼續鬥爭。在一家餐館裡,一位顧客走到他面前,伸出一隻手說道:「尊敬的薩特先生,你好樣的!」

  暴力襲擊是意識到大勢已去的絕望表現,歷史的車輪誰也無法阻擋。1962年3月18日,法國代表與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簽署了停戰條約——「埃維昂協約」,3月19日,阿爾及利亞戰爭正式停火。不久,阿爾及利亞人民以5975581票對16534票選擇了獨立,一場長達6年的噩夢終於過去了。

  第二十六章 《阿爾托納的被幽禁者》

  寫作總是能幫助薩特跨越生命中一切可怕的階梯,也只有在投入新書的寫作時,他才能避開現實中無止境的苦惱。阿爾及利亞戰爭使薩特精神高度緊張、情緒極為低落。1958年夏,薩特急不可耐地來到羅馬,開始撰寫生平最後一部戲劇。

  正如《蒼蠅》、《魔鬼與上帝》等戲劇都是薩特對時局進行思考的產物,觸動他創作新戲劇的靈感是幾乎佔據了他思考內容全部的阿爾及利亞問題。他想講述一個從阿爾及利亞服役回來的年輕人,他在那裡看到了一些事情,也許還參與了這些事,但他對此保持沉默。題材不用愁,《現代》上登載的大量有關那些參與了酷刑實施的應徵入伍者的敘述和他們的審訊證詞給薩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就在動筆前,荒誕劇劇作家亞瑟·阿達莫提醒薩特千萬不要描寫法國家庭,那樣的話太敏感了,劇院一定會因害怕冒政治風險而拒絕上演。薩特又一次把故事搬到了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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