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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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這一情況下，德國目前的繁榮還能持續多久，這已是一個公開的問題。它將會更加誘使德國繼法國之後推動歐洲共同體走向保護主義。但那將會是自我挫敗，因為保護主義在國內減少了對效率的激勵，而在國外卻刺激了效率的提高。應當補充一句，這一分析決不是「反對德國人」。的確，正是由於德國人所具備的優秀品質，德國在資本主義中開始代表的更加總體主義的模式才能取得像現在這樣的成就。

　　第九節「穩定」的誘惑

　　德國管理比較嚴格的資本主義模式所引起的誘惑不僅來自德國自身所取得的令人欽佩的經濟成就，它也起因於人們總是希望安全和穩定這一願望。這種願望使決策人捨棄了自由市場具有風險的不可預測性，以追求有條不紊的秩序這一迷惑人心的保證。這就說明了為什麼目前在工業中有主張國家進行干預的傾向，儘管支撐它的經濟理論早已名聲掃地。這也解釋了目前很令人關注的另外兩件事情。第一，尋求一種能夠保持貨幣穩定的新構架，由國際組織根據佈雷頓森林會議的思路對它進行監督；第二，認為道地的保護主義提供了唯一的希望，以抵擋新的、成本低的生產者所進行的破壞性競爭。這些觀點中的每一項都是傑出的倡導者們提出的，第一項的倡導者是保羅·沃爾克的佈雷頓森林會議委員會，第二項的倡導者是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

　　在我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追求匯率穩定帶來了很大的害處。奈傑爾·勞森在1987年3月至1988年3月期間使英鎊追隨德國馬克的匯率給我自己的政府所執行的反通貨膨脹帶來了損害。後來，在歐洲貨幣體系的匯率機制內追求死板的比價使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陷入了不必要的、嚴重的衰退。但無論怎麼說，正如米爾頓·弗裡德曼教授指出的，根據1944年設想出的佈雷頓森林會議體制——它最終於1971年失敗——有關固定匯率的經驗，難以證明它有時得到的讚揚是有道理的。事實上，它只打算實行8年（從1959至1967年），但即使在那些年裡，也沒有放棄匯率的變動。

　　此外，70年代的通貨膨脹實際上在佈雷頓森林會議體制的最後幾年已經開始。它最終的垮臺反映了70年代的通貨膨脹以及主權國家不願將它們的利益屈從於死板的匯率，從而把其他國家經濟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引到它們自己的國家裡來。所有經驗都表明，企圖固定匯率的做法事實上沒有加強穩定，除了在很短的時間外，也沒有增強信心。它們僅保證在發生經濟危機和政治不和的情況下能進行一些調整。談論「重建佈雷頓森林會議」只是懷舊，我們不能這樣做，事實上我們甚至也做不到這一點。

　　正如一位傑出的、匯率機制原來的支持者塞纓爾·布裡頓爵士最近所寫的：「佈雷頓森林會議或者匯率機制式的固定的、但是可調整的（聯繫）匯率也許不再是一種現實的選擇，必須直截了當地選擇採用浮動匯率或是與夥伴國家建立完全的貨幣聯盟」。由於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原因，我堅決選擇浮動匯率。塞繆爾爵士也許會竭力支持另外的選擇，但我們都知道不能在中途停下來。

　　我更贊同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對於國際經濟情況的分析。詹姆斯爵士要人們注意國外競爭對成本高、管理過多的歐洲工業所提出的挑戰，這是對的，因為他看到這種工業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實際工資的下降和失業的劇增——除非我們圍著歐洲經濟發達國家築起保護主義的壁壘。研究結果表明新興市場的競爭的確已開始使實際工資下降，並在使歐洲大陸部分的失業上升。這些是我們必須對待的實際問題。

　　但是自由貿易的好處不在於參加國具有相似的文化或制度，也不在於它們有同樣的經濟潛力。互利來自利用各個不同國家的相對優勢。詹姆斯爵士認為現在有40億人正在加入世界經濟行列，他們提出了他稱之為的「一種完全新型的競爭」，不過他也許誇大了這一競爭的即時性和規模。40億這個數字似乎包括了除了發達國家以外的全世界的人口，男人、女人和孩子。也不是所有這些人都會很快地參與世界經濟，在中國和前蘇聯集團正在與我們競爭的低工資工人的經濟潛力也非常不一樣。

　　自然，亞洲「四虎」的經驗表明，至少在新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中，有些國家的工業技術和生活水平會很快提高。但會從中產生兩種結果：它們不再是低工資競爭；它們將日益成為包括西歐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出口商品的市場。競爭將再一次為所有人帶來好處。

　　誠然，即使西方國家絕對來說會繁榮，但相對來說，它可能認還存在著需要我們解決的一些實際的問題。但是，由於西方國家非熟練工人的工作已受到了低成本競爭的危害，因而需要勞動市場有更大的靈活性，有方向對頭的培訓和再培訓計劃，以及按照目前家庭信貸規定給予生活最貧窮的家庭有目的的幫助。

　　人們必然還會問：為什麼所謂的有利貿易與無利貿易之間的分界線應當與歐洲聯盟的外部邊界相一致。在歐洲聯盟內部，各國的發展、潛力和人工成本都有很大差別。詹姆斯爵士論點的邏輯結論是要實行全國的或甚至區域性的和分區的關稅率，但正是因為當時取消了對貿易的這些障礙因而才為產業革命——我們的繁榮原先就建築在它的基礎之上一創造了條件。關稅率和限額還有其他不良後果。正如布賴恩·欣德利所指出的，它們通過提高匯率對出口工業進行了歧視。它們有引起其他國家採取報復行動的危險。它們還有助於製造國際緊張局勢，以致到了某一時刻，一個被排斥在市場之外的、貧窮的（但軍事上是強大的）國家會認為值得使用武力打進市場。

　　我歡迎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介入對歐洲前途的辯論，也同意他對享有主權的民族國家的支持，但我發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竟然準備讓歐洲聯盟的中央機構在貿易和工業政策上有這麼多權力。有關要保護或不保護哪些工業的決定，這正是政治家和官員們必須要對它們嚴格負有責任的一些決定。這類歧視性的政策鼓勵了庇護、腐敗和濫用職權。詹姆斯對聯邦主義者抱懷疑態度是有道理的，他們必然會充分利用這些政策，而這些人有長期失敗的記錄。所以我不同意。但詹姆斯爵士迫使我和其他保守的、「主張自由貿易的人在共產主義以後的全球經濟發生巨變的情況下重新審查我們的論點。

　　本世紀目睹了史無前例的政治和經濟試驗。人們以各種方式試驗了中央控制的模式，從各種名目的社會民主或民主社會主義，直到無意識形態的、技術專家治國論的總體主義。也試驗了權力分散的自由模式，最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英國和美國的模式。現在可以制訂的本世紀的決算表傳遞了一個不可抗拒的信息：無論是從政治、社會來判斷，還是從經濟判斷，集體主義制度都失敗了。對比之下，執行正統的自由原則已將一些國家和大洲的情況變好了。

　　自然，可悲的是這一巨大的試驗本來是沒有必要的。國家壟斷和中央管制經濟最終永遠不能調動人的才能和精力。它們類似的、較溫和的強制性手段也做不到這一點。

　　如果人們相信現在已經充分吸取了這些教訓，人類今後將會避免這些可怕的錯誤，至少在經濟政策上我們將要牢固地堅持經驗已經表明是有效的那些原則，那將太好了。不幸的是，正如我們一位最偉大的詩人所提醒我們的：

　　自人類誕生之時起是這樣，將來也會一樣——

　　自社會開始進化以來，只有四件事情可以肯定：

　　狗不厭食，豬不厭圈，愚人被火燒的手指紮上繃帶，又顫動著伸回到火裡去；

　　在這一切過後，一個華麗的新世界耀然而出，這時人們的生存都得到了報償，而沒有人為他的罪惡付出代價，就像水註定沾濕我們的身體，就像火註定要燃燒，帶著恐怖與殺戮，習字簿標題的諸神又捲土重來！

　　拉迪亞德·基普林：《習字簿標題上的諸神》（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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