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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維護國內法最終的至高權力方面,英國在共同體內不會是孤立的。例如德國,它就不承認共同體法律淩駕於它的憲法之上,就像聯邦立憲法院在馬斯特裡赫特條約這一問題上已清楚說明的那樣。同樣,法國也維護了它憲法的最終的至高權力。它的行政法院制訂了一些原則和程序,如果法國利益需要,它們可以限制共同體法律的具體實施。

  我們在英國也應該制訂出一些規章處理在共同體法律與英國議會法之間出現的偶然性糾紛(如像在法克托姆案件中所出現的糾紛),並建立一個程序,規定當一項法令與共同體的法律無意中發生衝突時,如果有必要,要通過樞密院令而不是由法院使其中止執行,以制止法院裁決和司法思想出現的縮小議會主權範圍的趨勢。應該有一個只有議會才能立法的受保護事項的保留名單,包括我們憲法的調停和抗辯權。最後,我們應該擁有可由樞密院令行使的保留權,使我們能最後防止某些具體的共同體法律和決定在聯合王國生效。人們認為,我們會很少使用這些權力,可是它們的存在本身就能抑制來自歐洲的侵犯。但是有關如何採取而不是應不應該採取這些行動的辯論本來早就應該進行了。

  不可能事先準確地預測這一談判過程會在哪裡結束。英國在共同體成員中會不會坐在外面的一排,我們會不會享有歐洲自由貿易區國家、後來歐洲經濟區國家已享有多年的、類似的夥伴關係協定,或者,歐洲聯盟會不會按照新條約在各國之間變成一系列像「可變化的幾何圖形」似的雙邊或多邊協定——這一切都是可能的。

  無論怎麼說,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內容。清楚的是,已經形成了一種看法——事實上在馬斯特裡赫特之前就已經形成了這一看法——即共同體各成員的目標和可預見的利益彼此很不相同。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並且相應地制訂我們1996年的戰略,這是獲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依據。

  我不相信這一方法與其他歐洲國家的長期利益不符。如果讓歐洲聯盟沿著目前的道路繼續走下去,它在各個級別上都會失敗。它會向中歐和東歐共產主義以後的國家強加一些它們想加入該聯盟時所無法接受的條件,從而將它們排斥在外。它會使南歐國家依賴德國納稅人的施捨,從而變得越來越衰弱。在更加廣泛的世界範圍裡,它會成為一種支持保護主義和製造不安定的力量。

  如果法—德集團決心要著手重建一個現代的卡洛林玉朝,那是它們的選擇。幾乎可以肯定,其結果會是令人痛苦而難忘的。在一個民族主義重新覺醒的世界裡,難以想像法國人會永遠接受該國淪為德國的衛星國。同樣,也難以設想德國納稅人會為國外的經濟衰退地區提供更多的補貼以及為因生活所迫進入德國的移民提供房屋、衛生設施和其他福利,此外,還會失去德國馬克所提供的保證。而這一切發生的背景是,由於歐洲在失去投資與就業機會,它在世界貿易與財富中的份額在逐漸減少。到了某個時候,這些國家的選民會起來反對那些導致它們陷入經濟混亂、受到關係疏遠的官僚們的統治以及喪失其獨立的政策。

  英國要單獨阻止這些不受歡迎的事態發展,其力量有限。但在此處援引小皮特的願望不會是不適宜的,其意思是,英國「已經依靠自己的努力挽救了自己,並且將……以它的榜樣挽救歐洲」。同時,致力於我在布魯日提出的那些理想——一些自由進行合作的民族的國家,它們愛好自由企業並歡迎自由貿易——的人們,他們所能作出的最好貢獻是將歐洲各國的政治家、法學家、經濟學家、作家和評論家都聚集在一起,重新發起一個運動,建立包括大歐洲和美洲在內的橫跨大西洋的合作。正如我在布魯日演說中最後所說的:

  讓我們有這樣一個歐洲,它在範圍更加廣泛的世界裡在充分發揮作用,它的目光向外而不是向內,它保存了那種大西洋共同體一即包括了大西洋兩岸的歐洲——這就是我們最崇高的遺產和最偉大的力量。

  第十四章 冷戰結束新的混亂

  外交政策和防務

  第一節 受到挫傷的欣快症

  與歐洲共同體的事務相比,在我離任時,外交政策中一些事件的整個歷程最初很像我所希望的那樣在繼續著。鑒於當時正在為無法預料的海灣戰爭確切進程作準備,因此,這種氣氛看起來似乎是奇怪的,甚至有些無動於衷。但是我相信所採取的行動是正確的和必要的,相信西方,或者像我們從策略考慮喜歡稱之為的「國際社會」,會戰勝薩達姆·侯賽因和扭轉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侵略。此外,這場危機還導致了美國和英國重新建立我把它當作我在處理問題時起主要作用的、那種極其重要的「特殊關係」。

  但是,更加具有長遠重要意義的是冷戰的結束,或者更為準確但不那麼策略他說,是在那場大規模的戰爭中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的確,如果沒有這一結局,海灣事件就不可能進行得比較順利。我抵制德國的統一沒有成功。但事態的發展導致了1989年6月團結工會在波蘭選舉中的大獲全勝,那年11月推倒了柏林牆,12月在羅馬尼亞推翻了齊奧塞斯庫,同一個月,瓦茨拉夫·哈維爾當選為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1990年4月在匈牙利的選舉中非共產黨人獲得了勝利——我把這些看做是羅納德·裡根和我在整個80年代所堅持執行的那些政策所取得的實際的、很受歡迎的成果。我不懷疑,這種勢頭足以使事態繼續發展下去,至少現在是這樣。目前還不能確切他說中歐、東歐和蘇聯會走向何處。我很懂得這些地區的複雜歷史,因而瞭解肯定會出現民族紛爭和有可能提出改變邊界的要求。我們當時想,至少作為赫爾辛基進程的結果,重新恢復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可以提供一個有益的外交框架來解決爭端。可是,後來發生的事件,使我們感到很失望。

  我在烏克蘭親眼看到反對前蘇聯的民族主義浪潮是多麼強烈。正如我在最後一次參加的那次歐洲理事會開始時對雅克。德洛爾所說的,我不認為應該由西歐人對蘇聯未來的模式或它的繼承者發表意見,而應當由有關的民眾對它們作出民主的選擇。我不相信我們能夠瞭解未來,更不用說有信心去塑造未來,但這沒有減少我對正在發生的變化所感到的滿意。蘇維埃帝國和它附屬國的無數臣民曾經被剝奪了基本權利,現在他們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之中。曾經被核武器武裝起來的這些新的民主國家,放棄了它們反對西方的、侵略性的軍事同盟。這些是在人道和安全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無論在那時或以後,我對在外交上比較簡單但卻具有致命危險的冷戰時代沒有任何的懷念。

  一個被削弱的、正在進行反復無常的改革的蘇聯首先需日益關注它自己的大量內部問題,因而使其他地區的衝突得以解決。在非洲,蘇聯支持的顛覆活動宣告結束,這意味著南非的改革家們有了新的機會對他們國家的未來達成協議。事實上,不論在非洲或中東,在中美和南美,在印度次大陸或印度支那,蘇聯所執行的、企圖統治全球的長期戰略的告終為進步開闢了道路。受到壓制的、對政治和經濟自由的渴望,使那些腐敗、暴虐的政權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它們再也沒有理由要莫斯科給予支持(或者是華盛頓的支持)以防它們會投向另外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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