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23)

一二三

　　同樣需要吸取教訓。自從英國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以來，我們看到在歐洲其他政府支持下，歐洲一些機構對文本的解釋與我們所接受的不一樣。從羅馬條約中的「更加緊密的聯盟」到1972年10月在巴黎歐洲理事會上所批准的正式目標「經濟貨幣聯盟」到《單一歐洲文件》——該《文件》完全為了推行單一市場這一目的而制訂了新的多數票表決條款，歐洲委員會可利用這一條款來擴大它的管理權限——我們的經歷也是這樣的。我們當時認為沒有實際含意的一些含糊的宣言，後來被用來證明有理由把共同體的權力擴大到國家生活中的新的領域。因此，在馬斯特裡赫特談判中，在判斷是否可以在言辭上對聯邦主義進一步作出讓步這個問題上，如果此後這些讓步在某種程度上被利用了或甚至被曲解了，我們無法為自己的幼稚找到藉口。此外，即使沒有馬斯特裡赫特，如果要抵擋這一不受歡迎的勢頭，也有必要對早期協定的某些方面進行修改，甚至是羅馬條約。

　　這與歐洲法院的活動尤其有關。70年代初，我們當中的大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這件事時對主權問題考慮不夠。自然，在使用「共用主權」這一短語時，在知識方面存在著根本混亂，就像諾埃爾·馬爾科姆所說的，未能「區分權力與職權」。

　　除此之外，當時還不瞭解歐洲法院的實質以及英國法律與共同體法律之間將會出現的關係。共同體法律是通過成員國的法院直接執行的，如果發生了衝突，成員國的法院必須把按照歐洲法院解釋的共同體法律置於本國法律之上。這表現在法克托姆案件。當時西班牙漁民找到了一個法律漏洞，從而能在英國註冊他們的船隻，並且利用英國的捕魚配額。他們在上述案件中對英國提出了訴訟，阻撓了共同漁業政策意圖的實現。1988年議會通過了《商船航運法》，堵住了這個漏洞。但後來他們起訴英國政府，在將這一案件提交歐洲法院後，英國法院只好暫時停止實施並最終撤銷了《商船航運法》。

　　在法律上出現的這一情況更加意味深長的是，歐洲法院對條約和共同體法律的解釋遠不是公正的。它毫不隱諱地自稱是主張歐洲一體化的一支力量。根據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它擴大共同體機構權力的機會更大。首先，要由歐洲法院對首相在社會憲章導貨幣聯盟中為英國取得的例外權作出決定。它過去的態度與活動難以令人放心。

　　可是，儘管面臨所有這些困難，英國有更加重要的談判實力，只要我們準備充分地利用這些實力。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貿易地位和機會。我們與共同體的貿易一直是逆差。這件事本身倒沒有什麼不對。但它表明其他歐洲共同體成員與我們繼續進行貿易有明顯的好處，所以要恰當地對待言過其實的恐懼心理：如果我們不順從他們的意願，它們將設法割斷我們與它們市場的聯繫。

　　此外，在世界貿易和英國全球貿易的機會中，歐洲共同體的相對重要性正在下降，並將繼續下降。我們的政治家們應該較少地關心歐洲市場，因為這個市場現在也許已經取得了最顯著的發展，所以他們應該對遠東、拉美和北美自由貿易區所提供的新的機會更加有興趣。通過對英國海外資產巨大的業務量——1993年超過13，000億英鎊——的處理，使我們對這方面私營部門的情況有了深入的瞭解：80％以上是為非歐洲共同體國家持有，而正在興起的市場，所占份額保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在我們整個貿易中，與非歐洲共同體國家貿易的份額，特別是與太平洋沿岸地區的貿易份額正在增長，並將會繼續增長。

　　此外，由於我們在歐洲共同體內，因此向英國的一些投資無疑會繼續下去，但由於歐洲聯盟規章的不靈活和社會成本高，因此向歐洲以外地區的投資也會日益增加。由於傳統，也由於倫敦是國際金融中心這一優越地位，英國自然是一個全球性的而不是歐洲大陸的貿易國。但是，如果我們要在新的全球市場上取得競爭的勝利，我們得保留降低我們工業費用的權利。這不是說我們要與我們的歐洲鄰國輕易地發生爭吵。但它的確表明，我們不要再認為，好像美國的經濟前景主要依靠於證明我們是「好的歐洲人」。

　　第二，要認識到英國所擁有的非經濟力量，這一點也很重要，因為它使我們在歐洲談判中具有特殊的份量。儘管美國與英國政府的關係目前出現了冷淡，但基於我們共同的經驗、傳統和思想感情，這種「特殊的關係」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基本現實。在海灣戰爭爆發前的前奏階段，我自己關於英美關係的經驗使我確信，無論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外交部的官員是怎樣作出估計的，在紗須執行重要任務時，我們都知道美國只能依靠具有全球眼光和願意維護國際秩序的少數幾個享有聲譽的國家。這主要是指我們自己和法國人。法國人雖然在海灣戰爭中表現出色，但一般對美國所領導的事業抱有懷疑。英美關係本身自然與英語是21世紀的語言這一無可質疑的優勢緊密相關。因此，從戰略上考慮，歐洲大陸精明的政治家有理由希望與我們保持相互滿意的、至少是可以令人容忍的關係。

　　最後，我們的夥伴們不應該以為我們最後總想簽一個協議。雖然我們更情願合作，但事實上，我們也應該充分準備有人會很不合作。如果有人企圖迫使我們進一步走向聯邦主義，或者，如果我們要求修改對我們不利的現有安排受到忽視，我們必須準備使用我們的否決權，堅決利用根據現有條約我們所能利用的一切不合作的渠道。我們已經到了這一時刻，即戴高樂主義的斗篷可能會很合身地披在盎克魯—撒克遜人的肩上。

　　在一系列歐洲理事會上，同樣在1990年10月我最後一次參加的羅馬理事會上，為維護英國利益進行的多年鬥爭告誡我、不要相信在1996年取得成果是一件簡單的事，更不用說是件容易的事。此前，將會有來自各個方面、以各種方式施加的壓力，1994年9月，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關於成立一個致力於貨幣聯盟的歐洲國家「核心力量」的建議，表明緩和進程已經開始。雖然，正如我要建議的，肯定不應當立即拋棄「兩層」歐洲的概念。在複雜的談判中，重要的是要將策略與強硬結合起來，為英國取得最好的結果。但是，即使在現階段，重要的是要詳細說明這一結果將會是什麼。

　　除了極少數堅定的歐洲聯邦主義者外，人們都認識到英國進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利弊各半。當時，當共產主義的邊界斜穿過歐洲中部時，雖然戰略考慮不是沒有份量，但正如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樣，這一利弊各半基本上是指經濟方面的。一方面，我們未受到限制地進入了一個大的西歐市場。我們設想，當我們的經濟有了增長）內部自由貿易政策占了上風時，這一市場會擴大。但是分類帳的另一邊是，我們將是共同體預算大的淨捐助國，這反映在共同農業政策的費用不成比例。我們知道，法國主張補貼與保護的傾向會把歐洲經濟共同體推向一個錯誤的方向。但是當時我們毫不擔心地認為，這些傾向能夠得到限制，也許能夠改變。更認真他說，我們當時沒有預見到，由於歐洲委員會的野心，會促使走向集中決策，沒有頂見到會從布魯塞爾導致干涉性的社會管制，也未預見到它會對議會的獨立自立和聯合王國的法律帶來這麼大的挑戰。怎樣才能恢復英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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