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13)

一一三

　　1979年大選競選運動一個最奇怪的特點是，我們這些在外面參加實地競選的人和呆在總部的人的認識差異日益擴大。當然，政治家和其他人一樣，容易過於自信，但是與1983年和1987年兩次大選相比（當時安全方面的考慮顯得非常突出），我這一次的信心要高得多，我確實感覺到了選民的感覺，他們的心是向著我們的。我還深信，這種變化主要是1978－1979年冬季的事態發展引起的，因此在工會權力問題上過分謹慎的策略並不高明。

　　但是從4月22日（星期日）我在福拉德大街召開的戰略討論會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看問題。儘管各種民意測驗依然眾說紛紜——一種結果說保守黨超出20個百分點，另一種結果說保守黨只領先5．5個百分點——但在競選期間並無重大變動。彼得·桑尼克羅夫特認為，我們基本上應該按原定方針進行。正如他在星期日戰略會議上的書面發言所說的，「我們不應主動採取任何高風險行動。我們現在領先。」從這句話本身來說，似乎沒有什麼不對，但是這話回避了兩個問題。第一，難道不是因為我們首先主動採取了某種高風險行動，例如我的介入「不滿的冬天」，才取得了今天的領先地位的嗎？第二，現在什麼算是「高風險」行動？採取抑制工會權力的措施？還是不採取措施？不管怎麼說，在競選已經取得明顯領先地位的時候，一個最大的危險是自滿。激起選民的熱情，只要不是在他們和我們不一致的問題上，那是贏得大選不可缺少的因素。

　　我本周的競選活動是去英格蘭北部，然後前往蘇格蘭。星期一上午舉行記者招待會後，我搭機飛往紐卡斯爾。在那裡參觀一家茶葉加工廠時會有記者照相。品嘗那種粘乎乎的不加牛奶和糖的茶葉調製品，跟我在伯恩維爾的工廠品嘗巧克力的感覺差不多。

　　工廠門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其中有一個身材高大。令人望而生畏的婦女正沖著我的方向不停地謾駡。警察勸我離開。但我想，如果她真有什麼不滿，最好是當著我的面，而不是在我背後說，因此我就走過去和她說話。我拉著她的胳膊，和顏悅色地要她告訴我究竟出了什麼事。她的態度一下子全變了。她也有一般人常有的那種牢騷和不安，但使她憤怒的真正原因是，她深信搞政治的都是不願傾聽別人意見的人。我盡最大努力回答了她的問題，然後友好地告別。我離開後，清楚地聽到分明是她在對她的朋友說：「我不是跟你說了嗎，她很不錯。」多年來參加競選的經驗告訴我，不可改變的敵對選民是很少的。恐怖主義威脅造成的悲劇之一是，如今的政治家很少有機會使自己相信這個事實。

　　星期二是充滿傳統競選方式的一天，安排了4次露面散步，包括走訪索厄比候選人唐納德·湯普森的鮮肉鋪和一家超市。我們按照通常做法在超市買了一大堆東西，帶回戰鬥辦公室。在保守黨哈利法克斯分部的臺階上，攝影記者為我拍下了在濛濛細雨中捧著兩隻購物袋的照片——一隻藍色購物袋裡裝滿了在1974年一英鎊可以買到的食品，另一隻紅色購物袋裡只裝了半袋子在1979年工党執政時的英國一英鎊能買到的食品。如果只是從政治上而不是從經濟上考慮的話，這種做法並無不妥，還挺受講求實際的約克郡人的歡迎。

　　當晚回到倫敦後，我接受了丹尼斯·圖伊為「電視眼」節目安排的採訪。這是這次競選運動中最不友好的一次採訪，但它給我提供了為我黨工會改革建議進行有力辯護的機會。不管總部怎麼想，在這個問題上我不準備退卻。我重申了我要對付工會好鬥分子的決心。我還指出，所謂保守黨政府準備面對與工會的全面戰鬥意味著什麼。

　　讓我們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的實質。你的意思是說，工會領袖們認為這整個大選不過是一場空洞虛偽的騙局，如果你沒有說錯，工會領袖們也確實是這麼說的，那麼，我要去爭取任何一個國家的選民可能給予他們政府的最大多數，我還要去爭取英國1200萬工會會員中的絕大多數人。我想你的觀點是錯誤的。

　　工黨認為，解決工會權力問題的較好辦法是同工會進行討論，即所謂訂立「契約」，而不是修改法律，我特別反對這種意見。

　　你知道，如果托利黨的偉大改革家沙夫茨伯裡勳爵多年前眼睜睜看著工廠和作坊裡的工作條件說：我將和作坊老闆訂立自願的契約，這不是太奇怪了嗎。你認為他訂立得了這種契約嗎？他當然不能。他說：有些事我們必須通過法律才能做到。

　　4月25日星期三上午舉行記者招待會和電臺採訪後，我在總部進午餐，餐後即飛往愛丁堡。我開始對向全國各地聽眾所作的標準格式講話感到厭煩。這些講話大量套用為加的夫和伯明翰群眾大會準備的稿子，其中插進一些額外的段落，作為新聞稿發出去。結果，我對隨身帶到蘇格蘭來的講稿動了個大手術。講話的時間快到了，我還跪在喀裡多尼亞飯店房間裡，用剪刀和透明膠帶從攤了一地的資料中剪貼發言稿。特薩·賈丁·佩特森忙不迭地用打字機幫我打出每一頁講稿。我在利斯市政廳發表的講話基本上就是這個稿子。它的內容至少很新鮮——甚至我也有此感覺。在講話的結尾，我加進了引自基普林的幾行我很喜愛的詩句：

　　世界正在沉睡，一時還不會醒來，
　　從漫長的惡夢中，她喃喃自語，
　　低聲呻吟，
　　突然間，所有的人站立起來，他們
　　聽到了砸碎腳鐐的聲音，
　　人們相互微笑著說，他的靈魂
　　屬他自己！

　　這裡的聽眾實在了不起，頭幾次歡呼聲就使我精神振奮，我作了最出色的講話。

　　接著我們前往格拉斯奇，在機場飯店下榻，很晚才吃晚飯，之後便休息，第二天要繼續在蘇格蘭進行競選活動。一次成功的講話引起的激動使我情緒無比興奮。儘管民意測驗表明，工党可能正在向我們逼近，但依舊存在著較大差距，而且我的直覺告訴我，我們正在贏得這場爭論。工黨的競選已明顯地表現出疲憊感。他們反反復複重複一個題目——托利黨的政策不會奏效，即使奏效，也是以無情削減公用事業為代價。這樣，他們就不知不覺地滑進一種論點，即沒有什麼辦法能夠奏效，英國的問題實質上是無法解決的。這種觀點使工黨違背了人民的基本要求，人民本能地認為進步是可能的，是應該去追求的。我們代表這種本能要求——實際上，工黨把這一獨佔權拱手讓給了我們。我感到競選的進展情況很好。

　　當時，丹尼斯、卡羅爾和羅尼·米勒也在飯店裡，我們一起閒聊，開玩笑。珍妮特·揚一直和我們一起旅行。吃晚飯時她溜了出去，回來後表情嚴肅地對我說，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她一直稱呼他「主席」——認為政治形勢不是太好，應該讓特德·希思參加下次黨的大選電視廣播。

　　我聽了禁不住勃然大怒。這分明是不信任我。要是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和總部至今還不明白，我們正在竭力扭轉的不僅是威爾遜——卡拉漢的政策，而且也是希思政府的政策，那麼他們簡直什麼也沒有懂。我對珍妮特說，如果她和彼得是這樣認為的話，那我還不如捲舖蓋走掉。特德參加4屆大選，3次失利，對一次以這樣一個宣言為競選綱領的大選，他是沒有什麼發言權的。邀請他來為我們發表黨的政綱，等於承認我提出的政策失敗。

　　由於珍妮特傳達了彼得的意見而責怪她，也許是不公平的，但這是競選期間最使我真正感到沮喪的一次。我告訴她，這話我甚至聽也不想再聽。她把我的反應傳達給「主席」時無疑作了一些刪節，我怒氣未消就上床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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