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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


  ……在政治上,我學到了一句你們威爾士人自幼就知道的話:你要是有什麼信息,就向大家傳播。我是個有堅定信仰的政治家。《舊日約聖經》裡的先知們並沒有只說:「同胞們,我要共識。」他們說:「這是我的信仰和想像。這是我熱忱相信的東西。如果你們也相信;那就跟隨我吧。」今晚,我要對你們說的就是這話。把前不久發生的淒涼憂鬱的往事掃除乾淨。把失敗主義掃除乾淨。在選擇和自由兩面旗幟下,一個新的、振奮人心的未來正在召喚英國人民。

  聽眾和我一樣喜歡我的講話。但是我的狡猾的對手吉姆·卡拉漢卻成功地利用我的講話,在托利黨權勢人物心中喚起了昔日的恐懼,擔心那個令人膽戰心驚的人物引導他們走向一個不愉快、不熟悉的方向。首相後來聲稱,我的講話說明,我已驅使保守黨向右轉,從而為他開闢了爭取中間的道路。再恰當不過的是,那天上午保守黨記者招待會上的主要發言人是前工党內閣大臣、現在的保守黨候選人雷吉·普倫蒂斯,他和其他背離社會主義的「改變信仰者」是活生生的例子,證明不是保守黨向右轉,而是工党向左轉了。但不管怎麼說,我同意基思·約瑟夫的意見,我們強調的論點是「共同立場」,不是「中間立場」。從這時候起,在總部希望採取的競選方式和我堅持的競選方針之間出現了裂痕。

  但是,我並沒有立即意識到這個問題。據星期二早晨的報紙報道,全國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我們現在只領先工黨6個百分點,但與早先的全國民意測驗結果相比,差距並未縮小(在整個競選期間,各種民意測驗結果相去甚遠,從保守黨只稍稍領先一一有一次甚至工黨略佔優勢一到保守黨將獲得一面倒勝利),我感到這是競選效果很好的一天,從布裡斯托爾開始,訪問了克林尼茲毛刷廠,我在那裡利用每一個照相機會,顯示我「用新掃帚」「掃除蛛網」的決心,等等。

  在布裡斯托爾還參加了由羅賓·戴主持的「大選電話訪談」節目。那種場合總會有冒風險的因素。熟悉情況的採訪記者有辦法暴露政治家理解力的不足,而這一點大多數政治對手是永遠做不到的。而且,由於看不見電話那一頭跟你說話人的表情,較難正確判斷對方的反應。但是我覺得那天的「大選電話訪談」節目特別成功,因為記者向我提出的,正好是我們能夠作出最有說服力的回答的問題——減稅、控制通貨膨脹、減少政府借款、鼓勵小企業等等的必要性。當然也提了一些吹毛求疵的問題。我始終認為,處理這些問題的關鍵是承認哪裡出了毛病,並講清楚為什麼未來的保守黨政府要加以糾正。因此,這一口我也承認,前屆保守黨政府確實應對保健服務方面的官僚主義負有責任,我們將予以改正。

  從布裡斯托爾返回途中,我乘坐第125次市際高速火車,在西部選區下車,在巴斯站台上和那裡參加競選的候選人合影留念,其中有克裡斯·帕頓。這一天的最後一個節目是在格雷夫森德的一個集會上講話。由於總部告訴我養老金領取者對我們的支持不穩固,我寫了一個新聞稿,向選民們重述了歷屆保守黨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工作記錄。

  接下來的一天(4月18日星期三),上午記者招待會後,我出發到東英吉利亞和東米德蘭進行競選。第一站是爭取農業人口選票的活動,包括與一位友好農民討論牛飼料問題,我小心翼翼地穿過一片到處是牛的田地(我忘了穿靴子),把一頭小牛犢抱在懷裡讓記者拍照,以便讓更多公眾看到。我對擺弄牛犢沒有經驗,不知道抱牛犢的方式是否對頭。在來自五大洲的攝影記者面前,一向講究實際的丹尼斯提醒說:「要是我們不小心,牛犢會死在我們懷裡的。」但是,牛犢在我和攝影記者的關照下活了下來。幸而,小牛犢不能接受採訪。

  第四節 競選第二周——選舉前14天至7天

  這時(4月19日星期四),在倫敦發生了一件令人十分痛苦的事情,那是關於我的加的夫講話對黨和我黨競選運動的「立場」產生的影響。彼得·桑尼克羅夫特認為我們犯了一個戰略性錯誤,以後應該避免。由於總部的同事們公開活動的機會不多,所以他決定參與我的演講稿的起草工作。當時我對這一切還不知情。我那天上午參觀萊斯特一家紡織廠,在那裡用上了少年時代學到的一點針線功夫,在一群亂哄哄的記者和驚訝不已的工人面前縫綴了一件工作服上的口袋。

  可是,就在轎車快要到達伯恩維爾的卡德怕裡工廠時,我才得知,波得·桑尼克羅夫特堅持要求從準備當晚在伯明翰(競選運動中第二場最重要的群眾集會)發表的講話稿中刪掉一段關於工會的措辭強硬的話。這段話是由英國著名新聞記者、歷史學家、拋棄了社會主義信仰的保爾·約翰遜起草的,彼得認為過於挑釁。他顯然對基思·約瑟夫也進行了干預,不讓他對這個題目發表講話。我不同意彼得的估計,但由於當時我不在倫敦,對我的判斷沒有完全的把握。因此,我生氣地從講稿中撕下了那幾頁,插進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段落。令人欣慰的是,彼得·卡林頓幫我起草的最後一節關於國防和外交事務的講話包含了一些極為激烈的內容,並特意採用了我早先在肯星頓市政廳發表的講話中的語調和言辭。

  當我們的轎車在工廠門口停住時,我的情緒不是大好。我曾特別關照,這次參觀不要安排正式接待人員,我願意直接進廠去和遇到的經理和工人交談。可是現在卻看到長長的兩行頭戴白帽、身穿白外衣的人排列在門口,我沒有看見有攝影記者,我想他們肯定是躲在什麼地方等待合適時機出來拍攝這個滑稽有趣的場面,我沒有立刻下車,在車上呆了一兩分鐘穩定自己的情緒。這時,我才意識到我認識幾張原以為是工廠工作人員的面孔。他們原來是一群記者。毫無疑問他們一定是聽到了我早先的指示,才穿上白色工作服來開個玩笑。我一下車,他們就舉起了照相機。我就在這些照相機搭成的拱門下走進了工廠。他們為這個玩笑高興得竟然忘了拍照,但是他們讓我看到了競選運動有趣的一面,對此,我想我們都應該表示感激。

  上午縫了口袋,下午自然該去包裝巧克力了。這個工作要求很高,不好對付——這種工作被稱為「不熟練工作」,這個名詞不夠謹嚴,也不符合這種工作的實際。我過去在工廠裡幹過活,那已是許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我看到某些傳統並未改變。一位新近結婚的女工把她所有的結婚禮物都放在靠近生產線的桌子上,讓朋友們欣賞。包裝完巧克力,我們就進行討論,談的時間很長,超過了預定計劃。最後,我們匆忙離去,趕往怕明翰的米德蘭飯店。我特別喜愛巧克力,根本沒有想吃多了會影響食欲。但是那久留不去的香草味兒使我在競選運動餘下的日子裡再也沒敢去碰它。

  儘管在準備階段出現種種麻煩,伯明翰講演取得巨大成功——不僅有那些論述東西方關係和共產主義威脅的段落,而且還有那些關於法律和秩序的段落。我保證要「建立一道銅牆鐵壁」堵住無法無天的社會主義道路。會後,我們驅車趕回倫敦,第二天(4月20日星期五)還要訪問倫敦各選區。

  4月21日星期六,競選運動照常進行,首先到米爾頓凱恩斯一家生產高精度電器零件的工廠。聽取仔細介紹後,我對生產技術產生了極大興趣,很快就能向一群對技術茫然無知的記者滔滔不絕地解釋起來。這時我們來到一架心臟監測儀旁邊,他們把許多導線按在我身上,對我進行心臟檢查。所有的指示器都顯示正常,表明我的身體狀況良好。就像我說的:「像石頭一樣堅實」——依我判斷,我們黨整個競選運動的狀況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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