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08)

一〇八

　　我們很多後座議員患要早日舉行不信任投票，但最初影子內閣沒有開火。原因之一是我們需要反對放權的工党議員支持我們，以確有把握地在議會通過廢除放權法的命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太信任政府。而且，與以前的場合不同，那時只是有可能通過在下院投票使政府下臺，現在，除非我們確有把握獲勝，否則我們非常不願提出不信任投票動議。在困難時期，如果政府獲勝，它就得到加強。3月21日當我們在影子內閣考慮這一問題時，我們決定，除非蘇格蘭民族党、自由黨，如果可能的話，還有威爾士民族主義黨表示堅決支持，我們就不提出不信任投票動議。但是，就我個人而言，作走向執政的交易，是沒有問題的。

　　3月22日星期四，首相作了最後一次努力，企圖使放權問題拖而不決並把蘇格蘭民族主義黨爭取過去。他在議會發表聲明，提出放權問題可以繼續進行討論，當天晚上他又作了首相廣播講話。他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取勝機會，當蘇格蘭民族主義党和自由黨看來將要表示支持我們的不信任動議時，儘管威爾士民族主義黨還沒有這種表示，我同意提出這一動議、結果在下午7點前我們提出了不信任動議案。保守黨的督導們現在全力以赴，說服少數黨注意使他們的處於猶豫狀態的議員到時投我方的票。當然，同樣重要的是，保證保守黨議員全體出席投票。幸運的是，沒有人害重病，」儘管其中一位議員的車子在公路上翻了車，另一位議員的夫人前一天去世，但仍堅持前來投我們的票。

　　令人可笑的是，那天晚上最為難辦的是威斯敏斯特的飲食業職工罷工。即使督導員的要命威脅，也無法阻擋保守黨議員溜出去到他們的俱樂部或薩伏依旅館吃點東西。威利·懷特洛和我在督導員的辦公室與漢弗萊·阿特金斯以及他的同事們，一起吃了斯潘塞·勒·馬錢特和托尼·貝裡從福特納姆店買來的兩大盒食品。但我的胃口調動不起來。辯論的開場發言已經過去，我感到就講演技術來說，誰都沒有取勝，這與我的預料差不多。坐在我們臨時搭起的晚飯桌旁，威利、漢弗萊和我知道，結果將是非常接近，很難斷定成敗，而這次投票結果又是利系千鈞。也許他們真地是那麼想的，也許他們不想使我精神高昂，以免因微弱少數而失敗時遭受打擊。我的印象是，他們認為政府這次還能蒙混過關。在我的內心深處；我也是這麼想的。

　　然後，我們回到會議廳聽取結束發言。邁克爾·富特代表政府一方的發言，可謂眾議院有才華的講演家的傑出發言之一。但是，要說服捉摸不定的議員，僅僅靠言詞是不夠的；結局全看議員們的決斷了。

　　我們在一片叫喊和混亂中開始走出會議廳進入走廊。投完票後，我回到我的位子，坐在威利、弗朗西斯和漢弗萊旁。等待著得知我們的命運。漢弗萊想設法使我早一點得知投票結果。他讓高級督導員之一約翰·斯特拉德林·托馬斯迅速走過我們的走廊，站在走廊的另一端出口。由於某種原因，保守黨議員總是比工党議員更快地通過走廊，即使他們不是處於少數時也是如此。我們剛剛走過走廊，約翰·斯特拉德林就會得到我們的得票數信息，而他同時還在聽著另一條（政府）走廊的數票數。他們一結束數票，他就會知道我們是獲勝了還是失敗了。如果我們沒有獲勝，他就回來，站在議長的座椅的旁邊。如果我們獲勝了，他將豎起一個手指，這樣漢弗萊就可把這一消息告訴我。這個秘密通訊方式只是後來才告訴我的。我只看見約翰·斯特拉德林·托馬斯回來，然後漢弗萊探過身子用舞臺式的耳語告訴我：「我們勝了！」

　　宣佈的數字證明了這個消息。「贊成票311，反對票310。」這樣，我最終獲得了機會，我唯一的機會，我一定用兩隻手抓住這一機會。

　　第九節艾雷

　　兩天以後，我正在我的選區參加一項活動——為了使殘疾人能買到較便宜的車，一個買車組織正在為此募集基金。我將在會上講話。但此時我的心至少有一半仍在考慮當天晚上黨的競選廣播講話。這時德利克豪走過來對我說：「我想應該告訴你，一顆炸彈在議會附近爆炸了，人們認為是在車庫。至少有一人傷勢嚴重，但不知是誰。」

　　在我們驅車去波特蘭—波雷斯英國廣播公司錄製室的路上，有100種可能性閃過我的心頭，儘管都沒想到是誰。到了錄製室後，我還沒有化妝，一個製片人把我帶到一個房間告訴我受害人是誰。他是艾雷·尼夫。他的傷勢很重。從愛爾蘭共和軍分裂出來的愛爾蘭民族解放軍在他的車下安了一顆炸彈。

　　當他在下議院停車場開動汽車時炸彈爆炸了。看來他很難倖存，實際上當我聽到這一消息時他可能已經去世。聽到此事後，我無論怎樣也無法作廣播講話了。我給首相打電話，作了解釋。我驚呆了。此後是更加深切的悲痛。而且我從內心感到痛苦——他是我的朋友，在他的一生中置許多危險於不顧，他竟然死在一個比普通殺人犯更卑鄙的人手中。

　　第十二章　抓住機遇出任首相

　　1979年，大選

　　第一節明確主題

　　前面已經講到，我對1978年起草的競選宣言第一稿很不滿意：它篇幅太長，內容分散，滿紙大筆花錢的承諾。8月份的修改稿比第一稿有所改進，但內容仍不夠充實。責任當然不在執筆起草宣言的克裡斯·帕頓和安格斯·莫德，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其他幾個人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特別是在工會問題上，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因而未能制訂出明確的、思路清晰的政策。

　　前面我還講到，我如何在1979年1月決定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裡，從1978年夏起到1979年3月宣佈解散議會，這段時間內的大量事件，尤其是冬季大罷工，使我有可能促使我們的政策向我所希望的方向轉變。影子內閣中的多數人跟在國內輿論後面（不是在它前面進行引導），認為現在我們已經具備條件，能夠而且應該去剪掉工會好鬥分子的翅膀了。同樣——雖然我在摒棄我在政治上繼承下來的這一不受歡迎的政策方面不大成動——工黨工資政策的失敗，使我們更有理由要求完全拋棄控制物價和收入的做法（無論是「自願的」還是法定的）。總之，我非常肯定，這年冬季英國發生了巨變，我們的競選宣言必須跟上這一形勢。

　　在安格斯和克裡斯著手起草以前，我給他們寫了一個條子。

　　根據最近發生的各種事件和我們堅強有力的工會政策，我認為必須對[1978年秋季起草的]這一稿進行一次根本性修改。但有限目標優先（如為了鼓勵創造財富而減稅等）這個總的方針保持不變。

　　將1978年8月的宣言草稿與1979年4月發表的定稿作一比較，就不難看出修改的程度和內容，這是綜合基思·約瑟夫、傑弗裡·豪、我的顧問們和我本人的意見後寫成的。當然，關於工會那一段是關鍵。在1978年，我準備接受吉姆·普賴爾提出的幾乎每一條建議，包括允諾我們將「對勞資問題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不全面改變有關勞資關係的法律」，相反，我們只是「謀求開創一個保持連續性和進行建設性改革的時代」，1979年修改稿的提法有很大不同。現在我們承諾「使工會運動的權利與義務保持良好的平衡」。此外，我們向那種認為法律在這方面不能發揮有效作用的觀點進行了直接挑戰：「工黨聲稱，不能通過修改法律來改善英國的勞資關係。我們不同意這種說法。如果法律能夠用於授予特權，它也能夠而且應該用於規定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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