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06)

一〇六

　　我焦慮不安地在斯科特尼度過了聖誕節和新年，眼看著危機日益增長。如同1974年的聖誕節一樣，惡劣的天氣使我們沒有興致像通常那樣出去散步。而且我有許多事要做。我閱讀了各政策小組送來的關於工會的文件，我還帶來了一大包新聞摘要和感興趣的局外人送來的信息摘要。我花費了許多時間研究產業關係法教科書，回過頭來又閱讀議會法律原文，通讀了1906年以來的最重要立法。我每次打開收音機或電視，收到的都是更壞的消息。我回到倫敦時下定了一條決心：在工會問題上採取強硬政策的時機已經到來。

　　找到一個講話的講臺是沒有困難的。聖誕節前我已經同意於1月14日星期天在「週末世界」欄目接受布賴恩·沃爾登的採訪；我把日期提前一周到1月7日。新年時我口到倫敦，我與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戈登·裡斯和其他幾位關係密切的顧問見面，繼續由他們向我吹風。產業形勢變化很快，很難跟上，但在此後幾周內我的手頭上掌握最新事實，對我將非常有利。

　　1月3日星期三，吉姆·普賴爾插進來干預政策變革。他在電臺接受羅賓·戴採訪時，堅決反對罷工前舉行強制性投票（「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強制的東西」），拒絕就罷工者的補貼問題進行立法，在評論非工會會員不得雇用的「封閉式工廠」時說：「我們想悄悄地處理這一問題……，處理這類問題時息事寧人比大吵大鬧要好。」戴維·豪威爾和邁克爾·赫塞爾廷問他對工會領袖的批評的看法時，他說：「我不認為他們的批評對工會領袖是公平的，當前他們向會員提出了好的建議，而會員經常拒絕。」

　　在週末世界」中我的調子截然不同。「任何權力都蘊含著責任，任何自由都蘊含著義務。多年來工會享有（過去也享有）巨大的權力……（而且）這正是需要辯論的問題-工會是怎樣使用它們的權力的。我是一名國會議員，我進入議會不是為了使他們取得一個執照，去損害、毀壞、傷害他人，而不受法律的懲罰，如果我看到這類事情發生，我就必須採取行動。」

　　儘管我注意在進行充分考慮之前我們對具體措施不給予堅定的承諾，我與布賴恩·沃爾登還是歷數了可能發生的變化，自然這些變革比我的同事們想的日程提前了。我重申了吉姆·普賴爾宣佈的內容，我們將為罷工前舉行的秘密投票和工會選舉籌集基金。但我暗示如有必要要強制執行。我提出有可能制定一項法律，如罷工前不舉行投票，就拒絕給予社會保障。我還提到，有可能限制重要行業罷工。我宣佈，我們將把按照短期社會保障得到的收入納入繳稅範圍，而且，在「封閉式工廠」做工因參加罷工面臨失業的人有權上訴。

　　次日，吉姆·普賴爾在電視臺對我的採訪講話作出答覆。他說，我們之間在罷工者社會保障補貼方面沒有達成任何一致認識，他反對強制秘密投票。謝天謝地，其他人的反應要積極得多。我離開了隊伍。人們看到我要戰鬥了。人們對我表示的支持信息和新的思想開始湧人我的辦公室。

　　最有意義的是，我收到工党前副領袖喬治-布朗勳爵邀請我出席一次會議的請求。1月10日星期三他到我在眾議院的辦公室來談，而且星期六又開車到斯科特尼進一步商談。喬治-布朗幾乎比任何現任領導人都具有更多的關於勞工運動的知識和經驗-也就是說包括工會和工党的領導人。他於1976年退出工党（作為獨立人士任上院議員工，他對工會的權力的敵對批評日益增多，還在報紙上發表有力的文章。他告訴我強硬左派是怎樣進入英國某些具有最重要的影響的工會並掌握了具有影響和權力的地位的。他說，自1906年以來的立法賦予工會的豁免權，正在被以一種新的殘酷無情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對法律作了一次不需要對其負責的更改。

　　我在「週末世界」發表採訪講話以及得到的強烈支持，與吉姆·卡拉漢從瓜德羅普首腦會議回來3天后的講話反應，形成明顯對照。他在這樣的危機時刻出國本身對政治具有毀壞作用，加深了人們對政府在罷工面前處於癱瘓狀態的印象。新聞界關於首腦會議的報道對他沒有幫助，首相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坐在加勒比海的陽光下，穿著都很隨便，這幅景象與國內的事件形成危險的對比。但是最終的災難還是他飛抵希思羅機場時留給新聞界的印象。儘管他沒有使用這樣的措辭——「危機？什麼危機？」——這個神話忠實地反映了他縮小事態的企圖。他的從容不迫和幹練的形象再也沒有得到恢復。

　　我後來回想為什麼吉姆·卡拉漢這位最精明的政治家竟然跌入這一錯誤。無疑這部分是由於橫渡大西洋的飛行使他疲憊不堪。這使我吸取一個永遠銘記在心的教訓：長時間出國或長途旅行回國抵達後，不要發表公開言論。但是，他的失誤還有更深刻的根源。的確，我一直認為這是某種報應。吉姆·卡拉漢把他的整個政治事業建立在與主會領袖結盟的基礎上。對他來說這一直是個取勝的公式，如果說對國家並非如此的活。現在再也無法安撫工會了，但他的口袋裡沒有其他政策。只有這個解釋才能說明他為什麼被危機壓倒）在危機面前作出無能為力的反應。政府甚至不能作出宣佈緊急狀態的決定。我擔任特德·希思政府內閣成員時曾經看到，宣佈緊急狀態的做法，效果可能是非常有限的。政府的另一種選擇是設法與工會在自願的基礎上達成一致，限制糾察隊的影響，但這顯然是徒勞的。

　　我們下一步做什麼呢？1月15日議會將復會。我寫信給首相，要求就產業形勢發表一項完整的聲明並進行辯論。我們已經在1月17日星期三黨的政治廣播裡安排了節目，講話稿的起草工作已經開始。

　　我為辯論準備的講話也許是我在下議院露面作的最為詳盡的準備了。幾個月之前，我曾讓別人為在不信任投票的辯論中發言準備了一個發言稿：這個發言稿不成功，此後我下決心，重要場合的發言不再借他人之手。而且我不需要寫成全文的稿子，我用提綱發言效果更好。我準備發言稿，就像是列納稅清單，估計我的財源，用色筆標出來，起草幾頁手寫的發言提綱，在發言台前只要我瞥一眼，它就可以提示我發言的框架。前座和後座議員同事們也來幫助我，有的提供他們選區的情況，有的從法律角度給予幫助，特別是伊恩·琅西瓦爾和利昂·布裡頓。受到影響的公司發來傳真，報告他們的最新消息；英國工業聯合會每天送來新聞摘要；丹尼斯把每天聽到的大量消息告訴我；我們大家都仔細閱讀報紙。

　　我最初的想法是，從反對黨的角度作一個猛力抨擊，但基本上又是傳統式的發言一敲打政府，要求它改變道路。但1月13-14日在斯科特尼度週末期間和星期一回到倫敦後，幾個人敦促我採取另外一種思路。波得·厄特利和彼得·桑尼克羅福特寫信給我，建議如果政府準備修改立法，打破工會堡壘，我在發言中可以表示支持。羅尼·米勒和克賴斯·帕頓正在準備黨的政治廣播發言稿，也提出了同樣的想法。

　　我自己的直接想法是避免提出合作，這有兒條原因。首先，與我的具有聯合思想的同事們不同，我相信反對黨的任務總的來說就是要持反對態度。我們與政府的思路是根本不同的，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使國人相信我們的想法是可取的。其次，實際上我們還沒有想清楚，我們是想要政府接受我們表示的合作願望呢，還是想要政府拒絕我們的表示。在想清楚這個問題之前表示合作的願望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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