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79)

七九

　　而他的繼任者吉姆·卡拉漢也是如此。他在議會表現出一種長者風度，而實際上是傲慢的態度。這使得我難以認真嚴肅地提出對，政府政策的批評而又不顯得是在啼叨不休。從更大意義上說卡拉漢先生是他的左翼政黨和它的工會後臺的一種溫和的掩護。其結果是他發表的關於教育、家庭政策和法制等問題的觀點和態度，在政府政策中從來沒有體現出來。他的策略高明，但他在戰略上並不成功——直到最後在「不滿的冬天」中整個工党的溫和形象如同建築在沙灘上的房子一樣坍塌。但在那以前，他一直表明是一位極有才能的政黨領袖；在他當首相的3年內，他對民意有真實的感覺；並且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下，他勇敢地與自二戰以來主宰政府政策的凱恩斯經濟思想決裂。他是一個難對付的對手。

　　在吉姆·卡拉漢成為首相後的幾個星期內，政府與反對黨的關係冷至冰點，因為工黨在關於飛機和造船業國有化的法案上耍花招。在我們的一位後座議員羅賓·馬克斯韋爾—希斯洛普的遊說下，議長最終裁定說這項議案是一個混合物，因此需通過眾議院的特別（也是很耗費時間的）程序處理。工黨宣佈說他們可以要求議院把有關的議事規則擱置一邊，從而在實際上使議長的裁決落空。這種做法夠卑鄙了，他們還有更甚於此的做法。那天晚上雙方都有兒名議員不舒服，因此做出了兩黨一對一地不參加投票的安排。

　　碰巧那天工黨比我們多一名生病的議員，我們党沒有議員與他對應一起不參加投票。那天晚上有兩項表決，第二項緊接著第一項進行。第一項出現平局。按慣例，如議長投票要求保持現狀那麼政府就失敗了，這向政府的議會督導員們表明，他們在下一項——並且是十分重要的一法案表決時，缺少一張票。因此他們出去找了個結過對的工党議員——也就是說他和一位保守黨議貝雙方已約定兩人當晚都不參加投票的。他們把他推人工黨投票廳，結果政府以一票多數獲勝。

　　由於工黨實際已失去多數地位，做這種事對他們的吸引力顯然很大。但只用一票之差就把兩大工業部門國有化，破壞事先的約定，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雙方都怒氣衝衝。邁克爾·赫塞爾廷是我們在這場辯論中的反對黨帶頭發言人，他是工業事務發言人，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他抓起放在雙方中間的權杖試圖把它交給工党的議員們，以此象徵他們破壞了議會傳統。他的做法本身就是對議會秩序的嚴重冒犯，當吉姆·普賴爾使邁克爾冷靜下來後，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我採取的行動沒有那麼激烈，我要求取消所有的關於議員對於不參加投票的安排，收回了在議會事務上的合作，要求政府就該法案重新表決。這麼做旨在給政府製造最大的麻煩：不但他們所有的議員——不論多顯赫——都得在重要投票時到場，而且政府不知道它要辦的事務多長時間才能進行下去——很多事務都需要與反對黨達成協議才能得以通過。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個月直至卡拉漢先生要求見我並且有些激動他說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告訴他說這對我沒有什麼。最後我們同意讓政府和反對黨議會督導來調查事實真相，當他們的報告表明我們是對的時，首相做出了讓步，就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了第二次表決。這次工黨的議會督導確保他們所有的人都出席了，從而勝利了。

　　在這種情緒對立的情況下，我們決定提出一項對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我們不這麼做，我們就會被責怪，說我們沒有盡力打擊這個由於失去多數地位就採用陰謀詭計的政府。但事物都有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失敗了，我們就會顯得很蠢。而我們很可能會失敗，因為小黨害怕過早地舉行大選，而且無論如何會被政府議會督導員的動聽允諾所誘惑。當然結果真地是這樣。幾乎等了3年以後，政府才因為失去多數支持而下臺。

　　同時經濟情況更加糟糕。1976年2月政府宣佈1977—78年度的支出減少16億英鎊，1978—79年減少30億英鎊（在今天來說，分別相當於60億英鎊和115億英鎊）。儘管聽起來這是很大一筆款項，其實只是巨大的計劃增加支出額的一小部分。1975年12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幫助英國渡過難關批准了備用信貸額度的申請。儘管如此，在3月還是發生了一場全面的英鎊危機。6月英鎊再次面臨沉重壓力，英國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用更多的備用信貸，需在6個月後償付，如果不能償付，英國不得不再要求獲得更多的國際備用信貸。那時通貸膨脹正在下降，但巨大的利率加上沒能真正削減公共開支和公債，使政府仍無法控制潛在的金融和經濟問題。9月份的新一輪英鎊危機將可能導致英國恥辱地把經濟控制權轉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一輪英鎊危機正是國際市場對工黨政府的經濟管理完全無可非議的失去了信心的結果。

　　這種情況無論對國家來說是多麼艱難，反對黨的日子本該期望會好過些。但事實並非如此。

　　這就是我們的第三個難題。人們希望我們支持工黨政府猶豫不決而又柵柵來遲的使用金融管制的舉動。這很公平。但還有一種更廣泛的壓力，要求我們在處理工黨政府自找的磨難時，採取負責的態度，無論這是多麼值得讚揚的做法，卻必然會束縛我的攻擊風格。

　　比如，1976年黨的年會是在政府面臨無法遏制的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舉行的，這本該是一次凱旋式的盛會。但卻不然。在布賴頓開會的我們都神經質般地覺得需要責任感，需要小心謹慎。當然，實際上，我所說的關於政府經濟政策的話中沒有什麼會給金融市場帶來比其現狀更差的看法。但就在我講話的前一天，利率升至了15％。在我最終定稿前，我在布賴頓召開了一個影閣會議，討論我們應該採取的立場。雷吉·莫德林幫我重寫了那已改得不成樣子的關於經濟的幾段。文章寫得很差，而且是在一個臨時安排的狹小大廳裡，氣氛不夠融洽，也可能是由於我缺乏信心，這個講話沒有講好。隨後，我來到隔壁大會的一個分會場，發表了一場即席演說。幾名聽到這場演說的記者都讚不絕口。但由於沒有寫下來，這場演說也就沒有留下什麼痕跡了。

　　總的來說，1976年常規的政黨政治充滿挫折而義毫無結果。儘管保守黨在民意測驗中遙遙領先，工黨在眾議院的多數也在消失，政府還是步履瞞跚。我們對英國職工大會採取了開放的舉動，但陷入了僵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管起了我國的經濟政策，極度危機的氣氛開始緩和。但從更根本的角度來看，我們的事業正有所起色。

　　第五節高屋建瓴

　　1976年年會前夕，我們發表了《正確的思路》一文。有力地闡述了新保守主義。該文確實通俗易懂，並且至少從文筆上來說，可與《我們盟友的變化》一文相媲美，二者都堪稱戰後保守黨發表的寫得最好的文件。這得歸功於克裡斯·帕頓和安格斯·莫德。他們和基思·約瑟夫、傑弗裡·豪及吉姆·普賴爾一起起草了這份文件。

　　我們內部已就收入政策達成一致，這也有助於這份文件的成功。1976年5月，傑弗裡·豪向「弓組織」（一個保守黨的骨幹小組）做了一個報告，提出了一條大家一致同意的「路線」，而《正確的思路》一文遵循了這條「路線」。文件指出價格和收入政策並不能從長期上解決通貨膨脹問題，但同時又表示「斷然地永久地」否認以上政策也是不明智的，而我們較推崇的是西德式的「綜合治理」。這是一種逃避責任的折衷說法，但暫時來說卻迎合了眾人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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