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78)

七八

　　保守黨年會兩周後，我們搬入了在蘭伯斯特的斯科特尼堡的一個舊套間（我們在賣了「芒特」住房後，在科特公寓租了一套房子做為過渡）。我們的朋友西馬爾·卡紮勒特基爾是一位前任議員，他在那兒也有一套房。他經常舉行午餐會，看來方園幾英里之內的人他都認識。哦的老朋友愛德華·博伊爾在不遠處有一幢房子。其它的鄰居還有朗福德夫婦，愛德華·克蘭克肖（他是海茲伯格的歷史學家）和馬爾科姆·馬格裡奇。但在西馬爾·卡紮勒特一基爾家的餐桌旁進行的討論最引人入勝。對我來說，那是離開威斯敏斯特高度緊張而熾熱的政治氣氛的一種休息。餐後告別時，我經常下決心設法去多瞭解一些關於某一話題的知識或拓廣我的閱讀面。例如，在一次討論共產主義的時候，馬爾科姆·馬格裡奇說共產主義的整個心態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有產者》中都可體會到，他建議我一讀讀這本書。」我讀了這本書，發現他是對的，並且進一步更深入地鑽研起俄羅斯思想和文學來。

　　我們在斯科特尼過的第一個聖誕節非常愉快。但無疑，我認為1976年將是對我進行考驗的一年。英國正陷入一場經濟危機，持續下去的話，不久就會把國際貨幣組織捲進來直接充當在英國經濟運行中的一支力量。工党政府對此毫無良策，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它正在失去在議會裡的微弱多數小但我們保守黨也很難把這種情況轉為我們的優勢，顯然這是因為人們把工會組織看成是力量強大、無所不能的。因此，我們總是被這個問題所迫而處於不利地位：「你們將如何對付工會組織？」或者更不祥他說：「工會將怎樣來對付你們？」

　　除此之外，還有對影閣表現的廣泛批評，當然也包括我在內。我決心要進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1976年1月15日我重組了班子。反對黨班子的重組總有著強烈的鬧劇色彩。反對黨領袖在議會的套間的格局佈置使得我無法控制人們的進出，從而無法用適當的微妙的差別來對待走運的和不幸的同事們。尷尬的碰面總少不了。好在一次重組不會有許多血濺到地毯上。

　　我很高興約翰·比芬願意加入影閣成為能源發言人。在希思政府的政策作了個180度大轉彎時，他可能是那時後座議員中最有口才、有成效的批評者，我歡迎他的加入。如果說提拔約翰·比芬意味著我們正認真地改正過去犯的總體主義錯誤，那麼重用道格拉斯·赫德——特德的一個親密助手——作党的歐洲事務發言人，則顯示出不論特德自己感覺如何，我對在他手下幹過亨的人並不懷恨在心。我讓威利代替伊恩·吉爾摩任內政大臣，伊恩·吉爾摩則去負責國防事務，他成了一個極有活力而又有成效的影閣發言人——如果他到此為止，所有有關的人便能活得輕鬆些了。其它的職務安排象做搶座位遊戲似的。我把帕特裡克·詹金移開去到社會服務部門取代諾曼·福勒，諾曼·福勒則成為影閣外的交通事務發言人，弗朗西斯·皮姆病癒後口來分管農業。

　　重建的影閣面臨3個重大的戰略問題。首先，前文已經提及，這就是評論家們不斷重複的問題：「如果你們組成政府，你們將如何與工會組織相處？」我們急切需要拿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因為隨著1976年底的到來，工黨政府垮臺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因為無法依靠英國工業聯合會知名的實業家們，他們被「3天工作制」和希思政府的垮臺嚇怕了，所以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更嚴重了。基思、傑弗裡、吉姆和我於1976年1月會見了英國工業聯合會領導人。我們聽到一樁奇聞：如果我們不支持政府的收入政策的話，英國工業聯合會的會員們顯然將被「嚇倒」。他們自己已決定對這項政策再支持一年甚至可能兩年。他們不喜歡對紅利加以控制並且竭力想擺脫價格控制。這都是好事。但顯然他們不論是對我還是對他們自己都不夠坦誠。他們不但神經受到驚嚇，甚至在世風日下的情況下，對控制工資極感興趣——並且對「全國經濟發展委員會的地方工農業委員會會議」——俗稱「小全國經濟發展委員會」——那整套總體主義的辦法感興趣。這些人是一群無望重新真正管理他們的公司的經理。

　　我不同意這種失敗主義。我還是同意吉姆·普賴爾的觀點：我們必須顯示出如果我們組閣的話，我們能和工會建立一種工作上的聯繫。2月初在斯卡巴勒對青年保守黨的講話中我採用了這個主題，指出「我們越佔有多數，越是顯然表明工會中的人投了保守黨的票。因此，不難與有責任心的工會領導人相處。」必須承認，這並沒有給我們多大幫助。

　　在隨後的2月13日星期五，我們影閣進行了一天討論，主要是以吉姆·普賴爾的一篇論文為基礎。論文敦促我們既要向選民表明我們在形成政策時是與英國職工大會協商過的，又要向英國職工大會表明這些政策會帶來繁榮和就業。但不用進行必要的改革就能取得這一切嗎？我心存疑問。我強調我們一直願意並能夠和工會友好相處，2月份我通過訪談和演說表達了這個觀點。這激起了我的右翼支持者們的不滿。最終這個思路未能進行下去，不是由於黨內右翼的反對，而是由於英國職工大會未能做出任何有意義的反應、吉姆的論文討論過後，一年又過去了，在1977年，我在非正式場合私下會見了英國職工大會領導人：會見本身是相當親切友好的，但令人吃驚的是雙方的觀點沒有真正的相同之處。不論怎麼說，格倫威克事件和關於「封閉式工廠」的爭議那時已開始給我們的關係布上陰雲。不論吉姆相信與工會「坦誠相見」從策略上來說可帶來多少好處，我們沒有取得任何有意義的成果。而當1978—79年「不滿的冬天」來臨時，我們和英國職工大會的不良關係反而成了我們的一個確定無疑的有利條件。

　　政府最初在議會擁有的席位比其它所有政黨的席位合起來還享有3票的多數，但這一多數在不斷地縮小以至於1976年4月消失。我們怎麼最有效地利用這一情況是我們遇到的第二個問題。這顯然對反對黨是有利的，但也存在著潛在的困難。新聞界傾向于誇大我們實際戰勝政府的機會，而政府畢竟比起保守黨來還擁有可觀的選票多數。因此當某些措施勉強得以實施時，我們國內的支持者往往感到憤恨、失望，並想責怪有關的人。

　　更重要的是我們間或取得的勝利看來並不表明我們可以大有作為。政府的地位不穩，但仍能維持度日。2月11日星期三（我成為黨的領袖一周年之際），我們贏得了一項動議，把工業部長埃裡克·瓦利的薪水減了1000英鎊——這是正式表達我們拒絕政府政策的方式之一。然後，在1976年3月，英鎊危機之際就政府的開支計劃進行投票時，由於左翼的反叛，政府被擊敗。那麼，正如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做的那樣，我要求首相辭職。在隨後的那個星期二，哈羅德·威爾遜真地辭職了，在他宣佈之前，我收到他通知我這件事的一張便條。

　　對於哈羅德·威爾遜任首相的兩屆任期，我沒有什麼好話可說。無疑他是有原則的，但由於巧妙的規避使他的原則模糊了，以致使敵友都難確定他的原則是什麼。但出於多種原因，對他的離職，我仍感遺憾。作為個人，我一直喜歡他。我欣賞他的幽默感，而且知道他的善良之心。他還是議會的雄辯高手，在通常情況下，我在議會最多只能與他打個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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