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75)

七五

　　1975年3月，我們討論了基思和安格斯提交的一篇關於制定政策的文章。他們建議讓後座議員備委員會和外面支持我們的專家參與這項工作，大家同意了。政策小組的數量繼續增多，而其效用程度不同。它們一般由有關的前座發言人主持。傑弗裡·豪的經濟重建小組是推敲經濟政策的主要論壇。影閣中也不時搞一些由我親自主持的全天政策討論會。主要的影閣發言人及其各自的政策小組提出政策論文，以此為基礎，全體影閣批准而不是設計我們的政策。

　　政策研究中心和一批外面的顧問，尤其是經濟問題顧問，向基思和我提供了主張和建議（基思還與影閣中從事政策工作的同事搞了多次午餐會）。在此基礎上，我有時也會在某次講演或接受採訪時提出某項新的政策——這並不總能得到我的同事們的讚賞。

　　現有的決策體制總讓人感到捉襟見時。但在當時，無論我們的機構有多麼完善，都不能解決我們需要做出決策的根本問題。事實說明，從最主要的意義上說，這一制定政策的體制還是「奏效了」：到1979年5月我們上臺執政時；諸多大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影閣大臣們對自己工作重點的清楚程度毫不亞午戰後任何一屆英國政府上臺伊始時的情形。

　　最重要的政策問題是如何對付通貨膨脹。1975年8月通貨膨脹開始下降前曾驟升到26．9％，1978年1月降到10％以下。民意測驗顯示，通貨膨脹問題一再成為公眾希望採取行動的最緊要問題，但同時又經常認為控制收入的政策是戰勝通貨膨脹的唯一手段。可是，如果控制收入，失業問題總是緊隨其後。而我們歐對的來自工黨的主要抨擊之辭就是我們的反通貨膨脹政策會導致更高的失業率。

　　要討論產生通貨膨脹的原因和克服的辦法就要涉及對希思政府的評價。如果說通貨膨脹是貨幣供應量增加的結果，而且是大約用了18個月以漲價形式完成的，那麼本屆工黨政府在頭18個月左右裡高通脹的主要責任就該歸咎於保守黨了。但是，如果說高通脹的原因是繼上屆保守黨政府的收入政策失敗及工黨對工會讓權之後採取的過高的工資政策，那麼我們現在作為反對黨在政治上日子就會好過些。雖然我們也許還提不出什麼好的解決辦法，但至少可以把一切歸咎於現政府。

　　我的那些為自己懷疑一切經濟理論而感到自豪的同事們會尤為贊同這種做法。其實，阿蘭·沃爾特斯早就申辯過通脹是由於希思政府放鬆銀根造成的，我看這是有道理的。他對此進行口誅筆伐的言論主張和預測文章首次出版於1972年6月。基思曾把這份材料作為1975年3月影閣同仁討論的背景材料散發過。但如果我那時就公開接受這種觀點的話，則勢必會挑起特德·希思及其支持者製造更多的麻煩。

　　然而，由於我們沒能明確闡述貨幣政策壓倒一切的重要性，於是方便了別人對我們的收入政策進行側翼攻擊。因為如果像我們為希思年代辯護時所說的那樣，工資的增長是引起通脹的原因，那麼問題就出現了：如果我黨執政將會怎樣遏制這一增長呢？我們會借助法定的收入政策嗎？如果這樣做，我們不僅會被推向我希望避免的嚴重的干涉主義，同時也會遭到工會的強烈反對。採取自願的收入政策嗎？這樣做我們也會陷入政治上的不利地位，因為工黨與工會有傳統的聯繫。並願意為鞏固自己的地位而兜售社會主義政策。這樣做將使二者聯手對付我們。

　　1974年10月的保守黨宣言曾表示我黨承諾在價格和收入問題上探索一套自願的政策，但保留了一點，即如果該政策無濟幹事，將有必要轉到法定政策的路上去。我只能逐步地使黨擺脫眼前的處境。有兩件事使我的任務更為艱巨，一是當時工資和物價飛漲到了警戒水平，二是特德·希思和彼得，沃爾克給我很大的社會壓力，要我支持各階段工黨政府的收入政策。

　　在1975年5月一次與羅賓·戴的訪談中，我說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有必要實行工資凍結，但這並不是制定永久性的法定收入政策的前奏。工黨執政以來，工資畢竟還是以每年大約30％的比例增長，但我從不認為工資凍結除在降低通貨膨脹的戰略中起過渡性作用外還有什麼更大的作用，通貨膨脹的降低必須以限制貨幣供應量和政府借貸為基礎。事實上，已有跡象表明政府已經醒悟，認識到緊縮財政的必要性。1975年4月的預算宣佈降低原計劃的支出水平並將所得稅的基本稅率提高了2便士——至35％——以求減少將在1975一1976年度不斷遞增到90億英鎊的赤字。

　　這並沒有阻止政府採納那項雄心勃勃但又先天不足的賴德計劃，欲以14億英鎊納稅人的錢挽救英國萊蘭汽車公司。可是，不論這項決定有多麼不負責任，保守黨作為反對黨對此提出反對意見會遇到最大的困難。該公司是我要上臺執政必須爭取的西米德蘭諸議席所在地區一個至關重要的收入和就業來源。但資源一旦被用於不贏利的實行了國有化的這項轎車工業，就意味著以稅收或提高利率、通貨膨脹等形式從成功企業和其它納稅人身邊把這些資源抽走了。基思·約瑟夫、邁克爾·赫塞爾廷和我都在公開聲明中以某種不承擔義務的態度作出了反應，但其中調子的差別，尤其是基思與邁克爾之間的差別，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說公共開支問題是兩黨關於反通貨膨脹政策辯論的一個方面，那麼工會權力問題就是另一個方面。在這個問題上，近幾年來影閣一班人的陣容與在採取「自由集體談判，還是自願或法定收入政策問題上的陣容稍有不同。傑弗裡·豪在工會問題上一貫持鷹派立場。在我們的討論中，他一開始就強調有必要改變勞資關係中權力的平衡。的確，我猜他是懷著理想主義的想法，要回到他設計的「勞資關係法令」的框架之下。基思·約瑟夫和我同意他的想法，儘管我依然小心翼翼防止承諾太多而又力不從心。吉姆·普賴爾和影閣內其他多數成員都站在與此對立的一邊。

　　但在收入政策問題上，傑弗裡和吉姆（得到伊恩·吉爾默的支持）強烈主張與工會建立某些全國性共識。傑弗裡的觀點是，我們應該努力學習西德搞「協調行動」的那種公認的成功經驗。他們的目的是教育勞資雙方認識經濟現實，在達成某種一致後限制工資。這本身並不意味著拒絕貨幣主義。與吉姆和伊恩不同的是，傑弗裡對此越來越熱哀。而這種做法裡的確含有嚴重的總體主義和經濟決策中央集權化的現象。基思對此強烈反對，我也同樣不喜歡。

　　雷吉·莫德林是最堅定地反對貨幣主義及其一切作用的人。他在闡述自己的思想時所掌握的經濟學理論增加了他的觀點的份量。雷吉是最熱衷於法定性收入政策的人。正如他5月給影閣的一封表示不同意見的信中所說：「毫無疑問，對純粹派經濟學家來說，價格只是反映通貨膨脹的症候，而對我們政界人士來說，它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因為飛漲的價格正在分裂國家。」由於存在這種內部分歧，長期以來人們感到我們的經濟政策缺乏連貫性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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