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74)

七四

　　理查德來後一個月，戈登·裡斯奉調來我這裡工作一年。他由電氣和公用事業公司來加入了我的專職工作人員的行列，幫助處理新聞等其他許多事務。戈登真是天賜良才，憑著他那從不失效的出色幽默，這位熱情奔放的前電視製片人總能讓我樂呵呵地同意了我可能會對別人拒絕的事。他的觀點是，如要宣傳我們的主張，千萬不能只看重《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這類大報，而是要同樣重視中等暢銷的報紙，如《每日郵報》和《每日快報》以及一那才是真正的革命——重視《太陽報》和《世界新聞》。

　　此外，他還認為即使是在社論類文章中支持工黨的報紙，如果我們真的有意提供給它們有意思的文章，它們也會願意公正對待我們。他這兩個觀點都是對的。後來《太陽報》和《世界新聞》在向傳統的非保守黨選民傳達保守黨價值觀點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左翼的《星期日鏡報》也給我以平等和全面的報道，無論其評論性文章怎樣批評我們。戈登定期與報紙編輯們談話。他還勸我說，他們真正想見到並聽取其看法的人是我。於是，後來無論我的日程上安排了什麼，只要戈登說我們必須與某位編輯共進午餐，那麼這件事便是最優先考慮的事。

　　戈登所做的另一件事也是極為重要的。每位政治家都得想法子如何為適應媒體而改變自己的舉止和形象，如果拒絕讓步，聽起來可能會頗為勇敢和尊貴，但作為公眾人物著持這種態度，極有可能會被認為是不想認真地去贏得權力，或更可笑地被認為是缺乏故作謙卑的那種美感。戈登運用他搞電視時的經驗，建議我換一種髮型和服裝以改善給人的印象。「要避免在面頰近旁用大多珠寶。臉上的梭角在鏡頭中效果好。要注意不要使背景顏色與你的著裝產生不和諧之感」。這著實是門學問。

　　還有我的聲音問題。在下院講話時你的聲音得蓋過喧鬧聲才能讓人聽得見。這對尖嗓門的人就越發困難，因為在提高音量時，你會不由自主地走調。這成了大多數婦女的一個突出的難題。你不得不學會在不出尖聲的前提下設計聲音。即使是在戶外對聽眾講話時，我的聲音也是自動的高調門，這很容易變得刺耳。以前就有人告訴過我這一點，我也曾刻意降低音調。不幸的結果是，也許聽眾感覺我的聲音有了改善，但我卻患上了咽炎——而對經常要向公眾講話的人來說，這個問題就更嚴重了。戈登為我找了一位專家，他說首要的是正確的呼吸，然後講話時不用後嗓而是用口腔的前部。她是位天才，使我獲益匪淺，而她對我的問題的那份同情和瞭解，只有她的那只多病的小貓才能同樣得到。不幸的是，那只貓碰巧在我開始上課前得了病，於是不得不把課取消，所幸的是，我也喜歡貓，所以我們完成了全部課程。

　　有一次戈登帶我會見勞倫斯·奧立維爾爵士，看看他有什麼好辦法。他很客氣，說我注視聽眾時的眼神挺好，這是重要的。還說我的聲音恰到好處，這——不必感謝那只貓——在現在可能是對的。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念別人的臺詞、進入別人設計的角色與發表一篇反映自己觀點的講話和設計自己的個性之間的區別。的確，在我們這次談話之後，我對政治講演者與演員之間技術上的異同產生了興趣。例如，後來有人告訴我，大多數舞臺演員寧願看不到淹沒在黑暗中的觀眾，而願意聽見台下的反映，但我無論在哪一種公共講壇，總是堅持一定要既能看到又能聽到人們對我講話的反映，這樣我就可以加快或放慢語速，或在講話進行得不順利時，加進我後來命名的「掌聲之句」（即曾經得到眾多掌聲的語句）。所以即使是在調暗了燈光的大廳裡，戈登也總是儘量保證我能在講話時看到前幾排聽眾。

　　搞好這一切花去我幾個月的時間。但總體說來，這裡的一切從未讓我不快過。然而，對反對黨領袖的真正政治考驗還在後頭。

　　第三節往昔的桎梏

　　在我的反對黨領袖生涯中第一次真正的公開亮相是從2月21日星期五訪問蘇格蘭開始的。伴隨著由一位幽默的風笛手吹奏的一曲「人就是這樣」，我在愛丁堡機場一走下飛機，就受到蘇格蘭式的熱情歡迎。所到之處成群的人擁過來看我。我原定漫步愛丁堡市中心的計劃不得不整個取消。在王子街附近的聖詹姆斯商店區中心原預計會有數百人，結果3000人擁了進來，可那裡只有6名警察在徒勞地試圖擋住他們。幾位婦女暈倒了，有的人眼含淚水。因為人群擠靠著商店廚窗，此時真有發生悲劇的危險。眼看繼續走路不可能了，我只好躲進一家珠寶店，在那裡我看到了一枚蛋白石（我的誕辰石），後來我將它嵌在了一隻戒指上。這件事向警察及我本人表明，從現在起，在組織我的訪問活動時，後勤工作中不能有絲毫外行做法。

　　我在蘇格蘭保守黨基層組織總能受到友好的接待。那種腹背受敵的處境仿佛磨礪了這裡人們的鬥志。但從更普遍的角度說，我的蜜月持續時間並不長，緊接著那種常見的政治生活便洶湧而來。民意測驗在2月時還顯示出保守黨領先工黨4個百分點，僅在一個月之後就成了工黨以2％領先——也許在統計上意義不大，但卻驚醒了那種過早的自鳴得意。形勢很快就清楚他說明，黨內一些實權人物開始給我們製造麻煩了。4月初，哈羅德·麥克米倫和特德·希思在青年保守黨年會上發表講話，主張警惕保守黨右轉。歐洲問題全民公決運動把焦點放在歐洲問題上，進而又刺激了聯合政府的倡導者們的胃口。這一切給我帶來了更多的困難。

　　我在議會的首次重要亮相，是參加5月22日星期四的經濟問題辯論，會上我與哈羅德·威爾遜進行了交鋒。那次我被嚴厲而公正地批評為沒能令人信服地提出保守黨的替代性政策。當時的困難是）我們還不能提出有說服力的替代政策。當時我們要為希思政府站不住腳的政績記錄進行辯護。由於這種束縛，我們還不能突破現狀，提出一套適用的自由市場政策作為替代。

　　由於這些原因，我的這次辯論發言及數次其它場合的發言都沒有講好。要率領反對黨參加已有定式的辯論，僅靠幾句提綱（這是我擅長和喜歡的）是作不了內容廣泛的講演的。作為議會前排議員的講話必須有一份準備充分的講稿，可以提供給新聞界。但是這類講稿同時必須大大有別于那種適用於對一大群熱心聽眾發表的只在鼓掌時才被打斷的書面講稿，而且，當然你只有在議會樹立起相當大的權威時，才能在沒有人喝倒彩和打擾的條件下讀完講稿——這種殊榮常常只給予首相，但也並不是一貫如此。

　　然而，我們問題的根源在於政策上的矛盾尚未解決。因為有了基思·約瑟夫和安格斯·莫德全盤負責，使我能夠相信制定政策的進程會沿著我認可的路線發展，但決定性的影響因素從來不是理論或技術上的，而是個人和政治上的因素。無論我們花多少時間爭論有關公共開支、收入政策及工業補貼政策的是非，我們影閣中有些人（很可能是少數）堅信自由市場政策定會成功，而其他人卻與我們一樣堅定地相信它不會成功——或起碼只能在付出了令人承受不起的政治和社會代價後才會奏效。另外，我們不是在真空條件下討論這些問題的。那幾年裡，工黨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經濟方針，每一個方針都迫使我們確定自己的立場，把我們的立場與反對其政策的立場一致起來，並使我黨的替代主張更有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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