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62)

六二

　　幾天以後，下議院就地方稅進行的辯論確實表明需要更明確的方案。我們主張根本性的改革、暫時減少地方稅，規定水費應有稅收回扣。在我的發言中我提出中央政府有權限制地方政府的開支，有權對地方稅進行總體調查。但是，儘管我作為議員獲得了未傷毫毛的名聲，環境大臣托尼·克羅斯蘭還是占了上風，他主張增加中央政府給地方當局的補貼，而不需要對制度本身進行大的改革。他的勝利要付出很大代價。因為，增加補貼未能降低地方稅，反而提高了地方開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克羅斯蘭嚴肅地宣佈：「宴會結束了。」

　　7月份，保守黨研究部的查爾斯·貝萊和我一起起草宣言中關於地方稅的部分，我們仍然從進行一次調查和臨時減少地方稅角度制定計劃。我到影子內閣指導委員會去討論我們的方案。地方開支中最大的一項是教師的工資。我主張將這項開支轉移到財政部。我提出的第二個可能性就是用一攬子撥款的辦法取代地方稅，地方政府同時有權支配在中央政府限定的總數以內的開支。我提到的這兩種可能性都不是特別有吸引力。但對這些問題的討論至少向出席會議的人表明，在地方稅問題上做點事和知道做什麼有很大區別。

　　8月10日星期六在聖斯蒂芬俱樂部召開了候選人大會，我利用我在會上的講話宣傳了我們的政策。我主張地方稅體制的全面改革要考慮到個人的支付能力。為達到這一目的，我建議將教師工資轉移到財政部負擔並實行更好的臨時減稅辦法。這時是新聞淡季，是一年中推出新方案的好時機。因此我們得到了一些有利的宣傳。

　　我當時覺得似乎這證明我們可以不提出更具體的數字就可以在競選運動中獲勝。實際上，回顧這段時期可以看出，我們已經太具體了，因為，正如我15年以後發現的，像把勞務費從地方轉」移到中央政府的這種措施本身，並不能降低地方當局的稅率。

　　我本來想離開倫敦的濕熱天氣和政治的紛擾，到蘭伯赫斯特同家人過個愉快的假期，這將是3年來的第一次。但這次又不成了。電話鈴不停地響，特德和其他人一直催促我更多地考慮新方案。然後到8月16日星期五，我又被叫到威爾頓街去參加另一次會議。特德、羅伯特·卡爾、吉姆·普賴爾、威利·懷特洛和黨中央總部的邁克爾·沃爾夫等人都到會了。我很快明白了開會的目的：他們要迫使我同意在競選宣言中做出承諾，在一屆議會期間全部取消地方稅。我表示反對，理由與反對保證把抵押貸款利率降到9．5％以下是一樣的。但是特德和他的核心圈子被他們在2月的意外失敗嚇壞了。在新一輪大選中獲勝的迫切願望使他們急不可耐，要抓住救命稻草，或者用他們的行話來說抓住宣言這個「金塊」。

　　為地方開支籌款有各種辦法。對於中央政府撥給地方政府一攬子補貼的制度，我們都感到憂慮。因此，我告訴影子內閣，我認為財產稅改革似乎是最省事的選擇。不過我心底裡還有一個想法）即以地方徵收汽油稅來補充財產稅。鄉然，對這兩種方案都持反對態度的大有人在，但至少比提高所得稅要好。

　　無論如何，我的同僚們所關心的，很明顯，就是保證取消地方稅，特德在威爾頓街的會見中堅持這一點。我由於再一次被迫提出一些未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而感到受到傷害和憤怒。但是我想，如果我把處理具體問題的小心謹慎態度和我大膽的表達風度相接合，那麼我就可以使我們的地方稅和住房政策成為為黨贏得選票的手段。這是我當時要集中精力去做的事。

　　8月28日星期三下午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在這次會上我宣佈了我們的最後方案。我毫不遲疑地宣佈了一攬子措施——抵押貸款利率控制在9．5％左右，取消地方稅。正如老練的《旗幟晚報》記者羅伯特·卡維爾說的「飽經風霜的記者們對這些措施幾乎象對黨中央總部提供的雪利酒一樣的歡迎」。報上登的大都是關於我們的消息。人們普遍認為，自2月大選失利以來，這是黨得到的最大鼓舞。甚至有人談論保守黨可能在民意測驗中又要領先，當然這過份樂觀了。建築協會聯合會歡迎抵押貸款利率9．5％的方案，但對我提出的費用的數額表示懷疑。

　　事實上，我憤怒地告訴他們，是他們的計算有錯，然後他們收回了。在經濟問題上持右派觀點的人持批評態度，這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我們需要爭取回來的保守黨基層黨員非常歡迎我們的方案。關於地方稅的保證也受到他們的歡迎。工黨驚慌失措了。不尋常的是，「舉辦宴會」的托尼·克羅斯蘭反應過火，將我們的方案說成是「瑪格麗特仲夏的瘋狂」。然而所有這些宣傳報道對我個人也是非常有利的。儘管當時我不知道，從這時起到1974年10月競選運動結束的這段時期使我有機會在全國和議會中的保守黨黨員中留下好的影響。沒有這些，我後來的事業無疑將是另外一個樣子了。

　　第二節第一次再思考

　　雖然我作為環境事務發言人的職務占去了我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但從那年6月底開始，我又參與了另外一項事業。這項事業對保守黨、對國家和對我個人都將有深遠的影響。建立政策研究中心其實是基思·約瑟夫的想法而不是我的。他從希思政府的殘局中擺脫出來，堅決認為有必要從基本原則上重新考慮我們的政策。要做這件事，基思確實是理想的人選。他具有必要的智慧、正直和謙遜的品德。他對經濟和社會政策都有濃厚的興趣，他有長期的從政經驗。他有著與性格、觀點、背景各不相同的人建立友誼和相互尊重的超乎尋常的本領。

　　雖然感覺強烈時他的言辭可能激烈並有說服力，但他的出色之處還在於傾聽別人的意見，而且他從來不是被動地聽。他研究各種論點和主張並將回家去思考的問題記錄下來。他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他不斷地反省使他具有理智的自信。他在懷有敵視情緒的聽眾面前採取不同尋常的態度的勇氣贏得了他的朋友們的稱讚，因為我們都知道他天性靦腆，甚至膽怯。他這個人太好了，幾乎不適合搞政治，只是政治中如果少了一些好人，就會令人難以容忍。

　　沒有基思我不會成為反對黨領袖，也不會取得我任首相時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如果沒有政策研究中心和艾爾雷德·謝爾曼，基思也不可能取得他所取得的成就，這樣說也是公平的。這兩個人除了都是猶太人之外，沒有共同之處，要不是親眼看到他們在一起工作是多麼富有成效，人們很難相信他們能在一起共事。

　　就我所知，基思和艾爾弗雷德初次見面是在1962年，當時基思是住房大臣，艾爾弗雷德在《每日電訊報》報導地方政府事務。他們經常有接觸。後來在「改革俱樂部」的一次討論之後，基思徵求艾爾弗雷德對他帶來的一篇演講稿的意見，自那以後，基思經常徵求艾爾弗雷德的意見。在希思政府的早期，他們接觸少些。但在3天工作週期內，基思與艾爾弗雷德常見面討論中東問題，艾爾弗雷德可以說是中東問題專家，他為以色列一家希伯萊語大報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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