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61)

六一

　　我的住房政策小組每星期一定期開會。住房問題專家和建築協會的代表們各抒已見。我經常向影子內閣作彙報。在他們沒有對經濟政策真正達成一致意見，也沒有對任何其他問題有很多建設性看法的情況下，他們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我所負責的領域。我很清楚，特德和其他人決心把我們關於住房，可能還有關於地方稅的建議，作為我們希望早些而不是晚些舉行的下次大選活動的中心內容。例如，在5月3日星期五，我們影子內閣全天討論了宣言的政策問題。我彙報了住房問題，並被授權成立一個地方稅政策小組。但是，這次會議還有另外一番重要意義。會上，基思·約瑟夫就用新義的「貨幣主義」方針應付通貨膨脹問題作了長時間的徒勞無用的發言。

　　地方稅問題的難度超過了住房問題的任何一個方面，由一個成員略有不同的小組幫助我工作。我要掌握大量的技術資料。另外，地方稅的改革，且不說取消，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和地方當局各部門的工作特別是教育部門，有著深刻的影響。我依靠專家們的意見——市財政局的官員證明是最好的情況來源，他們隨時提出技術性意見。但是，我的時間很緊迫，而且是在特德和其他人的嚴密注視下工作的。他們希望我拿出一個激進的、得人心的和有說服力的東西。我的任務絕非輕而易舉。

　　話說到這裡，我想我可以說很好地懂得了當時的政治已經到了怎樣的緊要關頭。例如，5月21日星期二，我遇到了350名來自北安普敦郡的抗議者，每個村、鎮都有一名代表，他們對地方稅上漲30％至100％極為憤怒。幾種因素使得這一問題在政治上突出出來：這一制度有根本不公平的因素：一個單身寡婦與家裡有3個已經工作的成年兒子家庭，繳納相同數量的稅款；我們於1973年進行的地方稅重估導致了無節制的地方稅上升八最近，工黨的地方稅補助解決辦法對郡縣地區特別苛刻。簡言之，像在住房問題上一樣，在地方稅問題上也存在著中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全面反抗，而重要的是要引導這一反抗，而不是使之消散。我決心這樣做。

　　住房政策小組已經舉行了7次會議，6月10日地方稅小組開始工作，住房小組的建議也在順利地擬定著，我知道特德和他的顧問們希望我們作出取消地方稅的堅定許諾。但是，在弄清楚用甚麼來代替地方稅之前，我實在不願意做出這種保證。無論如何，如果秋天舉行大選的話，如今除了找一條可以持續執行的路線寫入宣言中外，不可能再做更多了。

　　同時，在1974年整個夏天，主要是由於我們的住房政策，我在媒體上露面的機會超過以往任何時候。有些是無意的。我向影子內閣送交的住房政策小組的中期報告出現在6月24日星期一《泰晤士報》的頭版上。在前一個星期五，影子內閣整個上午都用來討論宣言的第囚稿，到這時，我提出的住房政策的主要內容得到一致同意。降低建築協會為購房者定金存款所付綜合稅率，這樣把抵押貸款率壓低到某種水平，換句話說，以減稅的形式進行補貼。第一次購房者的定金存款將得到一筆補助金。但還是沒有規定具體數字。將對建築協會進行一次強有力的調查，這種想法是效仿對教師培訓進行的詹姆斯調查的做法。我希望這種做法能為抵押貸款高利率問題找到長期解決的方案，同時又不使我們無限期地付出補貼。

　　最後一點是關於住戶購買他們住的市政公房的權利問題，在我們提出的所有建議中，這一項是影響最廣泛、最得人心的。1974年2月的競選宣言向這些住戶提供了購買他們住的公房的機會，但保留了市政當局為反對出售公房而上訴的權利，而且沒有提出折扣問題。我們都想再向前進一步，問題是走多遠。彼得·沃克不斷敦促將「購買權」以最低價格擴大到公房住戶。

　　我的直覺趨於謹慎。並不是我低估了使更多人擁有房產的好處。而是我怕疏遠了那些已經承受著很大壓力的家庭。這些家庭節衣縮食以市場價格買了一棟新的私人房產，經受了抵押貸款利率提高和房產貶值之苦。這些人是保守黨選票的基礎，我對他們有一種自然的同情心。我怕他們會對那些公房的住戶有強烈的反感，這些住戶沒有付出什麼代價就突然從政府那裡得到了實際上是一大筆資產。結果，我們失去的支持可能比得到的多。回想起來，這種論點似乎既狹隘又缺乏想像力。事實也確實如此。但是在1974年當人民的住房價值災難性地下跌時，這在政治上來說是不無道理的。

　　最終，我們沿著彼得提出的方向走了很遠。1974年10月的競選宣言提出，3年以上的公房住戶有權按低於市場1／3的價格買房。如果住戶在5年內又將房子出售，則要交出部分資本收益。到宣言最後定稿時，我們已經在數量上確定了對首次購買私人住宅或私人公寓房的人給予的幫助數額，即每儲蓄兩鎊定金將得到1鎊資助，到一定限額為止。（我們回避了取消房租限制問題。）

　　然而，競選宣言中關於最低抵押貸款利率的上線到底許諾多少的問題成了我的最大麻煩。雖然由於我已列舉的上述原因，我確信，在這一領域給予許諾是合理的，但我非常清醒地意識到，通貨膨脹和利率的不斷上升將使財政部的開支多麼令人不安地增加。特德和他身邊的人似乎沒有這種顧慮。8月：日星期四，他把我從蘭伯赫斯特召來，參加他在威爾頓街的新家舉行的一次會議，到會者還有彼得·沃克、伊恩·吉爾莫和羅伯特·卡爾。宣言中關於把抵押貸款利率固定在「合理」水平的提法已得到一致同意。我受到很大壓力，要我超越這種說法。特德他們想要具體的數字。我強烈反對，但最後我不得不讓步，保證將抵押貸款利率控制在「10％以下」。除此之外，我未同意提出具體數字。我希望事情會到此為止。

　　然而到8月28日星期三，我乘車從倫敦到桐布裡吉去錄製「保守黨政治廣播講話」的路上，尋呼機響了，要我立即回電話。特德顯然有話跟我講。是威利·懷特洛接的電話。很清楚、他們兩個，肯定還有核心圈子的其他人，正在開會。特德接過電話，他要我在廣播講話中宣佈我們將降低抵押貸款利率的具體數字，並且是我力所能及可以降低的最低數字。我說我可以理解低於10％在心理上所起的作用。這種需要可以用9．5％的數字得到滿足。真的，我不能再把它降低了，再降低就有點太輕率了，我已經為將來的開支擔心了。我不喜歡這種習性，即為了一時的政治影響而把數字搞得滿城風雨，而不是很好地考慮它們會造成什麼後果。所以我堅持9．5％。

　　關於地方稅的問題情況也是類似的，6月21日星期五，當我們在影子內閣的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時，我設法避免作出任何確定的承諾。我想我們的做法應當是所有各黨通過一個特別委員會共同進行改革。我第一個承認這樣做不大可能使人感到吃驚。這個問題比住房問題更為困難，在這一領域做出輕率的保證是不明智的。特德對這些都不接受，他說我應當再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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