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37)

三七

　　大約11點鐘，特德6希思打來電話，他說：「我正在給影子內閣所有的人打電話，我已得出結論、伊諾克必須辭職。」這與其說是徵求意見，還不如說是發表聲明。但我回答說我確實認為目前讓事情冷卻下來比加劇危機更好。特德根本聽不進我的意見。「不，不。」他說：「他一定得辭職，大多數人認為他必須辭職。」事實上，我後來得知：如果伊諾克不走的話，影子內閣的好幾個人都會辭職。

　　從幾個方面來講這是個悲劇，從短期來看，它使我們未能以主張更加嚴厲地控制移民而贏得政治上的好處。移民問題受到各政治派別和社會各界的關注、正像倫敦碼頭工人遊行支持伊諾克所證明的那樣。此外從現實情況來看，在這個問題上，特德的政策和伊諾克的政策並無很大區別；雖然是伊諾克的演講使保守黨在移民問題上的政策更加明確，但實際上我們都希望嚴格限制來自英聯邦國家的移民，「我們也都準備向那些願意返回自己國家的人提供經濟幫助。

　　但伊諾克因這件事並在這種情況下辭職所造成的長期的影響遠遠超過移民政策。辭職後他可以開始自由地從理性的高度考慮一系列政策，擺脫了由於集體負責而必須作出妥協的約束了他的政策思考涵蓋了經濟及外交事務，後來所謂的「貨幣主義」以及減少政府控制，非國有化，結束區域政策等，最終他反對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讓伊諾克獨自宣揚這些思想對我們影子內閣及後來內閣中的右翼人物既有好處也有不利。一方面，他的政治立場向右轉，可以更加容易地提出頗有道理的理論，而不會被指責為採取極端立場。另一方面，特德和伊諾克嚴重對立，人們對領袖提出的任何政策進行質疑，都有可能被認為是不忠。另外，伊諾克提出的各種主張均屬一個統一整體，僅贊成其中的一個或兩個則更加困難。例如，他的反對物價及收入政策：干涉主義和關於總體主義的觀點，如果不是與他的關於移民或歐洲的觀點聯繫在一起，可能會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

　　那時，其他保守黨人在除歐洲以外的其他問題上都趨向採取相同的立場。特德給我提供了規劃這條路線的機會。保守黨政治中心的年度講話目的在於向那些來參加保守黨會議的人介紹一些重要理性思想。而由誰來發表演講通常要由党的領袖來決定。毫無疑問，看來是一項民意調查或保守黨的一位顧問提出建議認為讓我講一個對「婦女」有吸引力的題目也許不失為一個好主憊。幸運的是我可以自己選題目。所以我決定選一個對於善於思考的人，無論是男人、女人都會有吸引力的題目。我的題目是，「政治上出了什麼毛病？」

　　想理清你的思路，沒有比清楚地向別人講述一遍自已的見解更好的辦法了。我知道那時政界正在討論許多重大問題，不管人們對60年代如何評價，那些年代總歸是活躍的思考，能引發熱烈的爭論，儘管要求變革的許多想法來自左派。我借了一抱關於哲學的、政治的、歷史的書，白皮書，議會記錄，各種演講稿，拿回蘭伯赫斯特的家裡。沒有人指導或幫助我，我只有埋頭苦幹，就像格言中的冰山，我最終完成的文件背後是我付出的大量勞動。

　　我首先列舉了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對政治失望。部分原因確實是由於人們所受的教育提高了，看報紙多了，對事物的批評也就多了。而其它的原因則是由政治家自己造成的，政治計劃裡充斥著各種諾言，隨著福利國家的擴大，這些諾言的影響就更大。我由此談到了我所認為的公眾越來越遠離政治的主要原因：政府管得太多。各政黨競相允諾他們將使經濟發展到更高水平。而這種認為政府可以實現這一切的觀念就為社會主義者提供了一次大規模擴大國家控制和干涉的機會。這反過來又使普通百姓感到他們在自己及家庭生活中的發言權太少。左派宣稱問題的答案在於建立一套允許人民民主參與政治決策的結構，但真正的問題是政治本身已經涉足了許多本不該由它來管的決策。隨著政府管制的不斷擴大，形成了一種追求規模的政治心態——也就是單位大可以提高效率的論調。實際上則恰恰相反，小單位、小企業、家庭、最終個人應該再次成為關注點。

　　除以上這些想法，我在政治中心的報告有的部分是關於價格和收入政策。在這兩個問題上堅持了內閣的口徑、既譴責了強制性政策，又避而不談自願性政策，但我還是加了以下一段：

　　我們現在過多地強調了與政府職能無關的控制收入，而忽視了政府的基本作用——控制貨幣供應量，管理需求。如果更多地重視這個作用，少強調外在的具體控制，將能夠取得更多的經濟成果，當然，這將意味著，政府自己也需要像它急於要求別人做的那樣實行自律。這就意味著用於眾多公共部門的開支不應超出稅收及實際結餘所能承受的水平。

　　回過頭來看，以上想法說明我對這些問題究竟理解了多少，還有多少沒有理解。我那時已認識到貨幣供應量是控制通貨膨脹的所有政策的核心，但我並沒有看到控制貨幣供應量就不再需要任何收入政策，也沒有認識到貨幣政策本身就是控制需求的途徑。

　　我想，部分原因是我在政治中心作報告時受到了注意，翌年初，《每日電訊報》約我為該報撰寫兩篇關於一般政治哲學的文章。在這些文章裡，我就同樣的主題做了進一步閘述。我特別闡明的是：相互對立的政黨之間意識形態上的衝突是有效民主運作所必需的。因此，追求「共識」從根本上講就是剝奪了人民選擇的權利。談論把重大問題排除在政治之外「或者是暗示人們對某一問題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在「玩政治遊戲」都是錯誤的。我在談及國有化或自由企業的問題時特別提到這一點。但我本該在一系列其他問題上，特別是在教育上都這麼做。不久，教育成為我關心的主要政治問題。社會主義者所極力追求的推行綜合學校的計劃不僅威脅著英國的學校，還威脅著長遠的社會進步。後來無論我擔任反對黨領袖還是首相時都一再談到：要求「共識」本身充滿了誤區。

　　第四節走向未來的旅程

　　到這時（1968年），左翼關於經濟政策的共識受到了挑戰，以後也將繼續受到挑戰。但是在道德和社會問題上新出現的開明共識卻無人挑戰。也就是說，政府、媒體及大學中處於影響地位的人們成功地使一個在道德上仍較為保守的社會接受了一些大城市的較為開明自由的觀點。在20世紀60年代的英國，傳統的基督教的價值觀與國家的權威開始分離，現在已幾乎是完全分開了。一些政治家把此看作是一個相互連貫的問題。但對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個就一些具體問題進行改革的問題，在某些情況下是對那些殘酷的不公平的有關規定進行改革的問題。

　　因此在1966年我投票支持列奧·艾伯斯提出的關於同性戀的法案。他在法案中提出：只要雙方同意，兩個21歲以上的成人在非公開場合的同性戀行為不應當再被認為是犯罪。同年我投票贊成戴維·斯蒂爾關於墮胎的法案。該法案允許：如果孩子處在由於身體或精神上的缺陷以致可能出現如嚴重殘疾等危險時，或者一個婦女還不能盡母親的職責的時候，可進行墮胎。在以上兩個問題上，我對別人的痛苦都有切身體會，這對我的影響很大。比如：我作出庭律師時，在一個碼頭看到了當地一位有一定身份的男士因為被發現有同性戀行為而受到羞辱，我深受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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