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31)

三一

　　除了與那些受指派處理我的「私人法案」的文官有過一些言辭激烈的對話外，我是在養老金部才開始首次與文官們打職業性交道的，該部的常務次官實際上權力比政務次官大得多。我早就被明確地告知，他只對部內的大臣級領導負責。我在養老金部期間的前後兩位常務次官埃裡克·寶野和克裡弗德·賈雷特是最出色的文官的代表——聰明、認真、非常正直。但真正的專家可能來自更低級別的文官。我不久就發現，有關養老金的正確可靠的資料來源於一個名叫約翰·瓦雷的副秘書。一般來說，我所見過的官員的素質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同一部門的3位不同的大臣手下任政務次官，我覺得有意思的是，即使針對同一問題，文官們提供給不同大臣的建議是不相同的。因此，當耐爾·麥克佛森和理查德·伍德收到的政策呈文中的建議措施與我所知提交給他們前任約翰·博伊德—卡彭特的不同時，我指出了這點，記得我接著說：「你們不是這麼建議前任大臣的。」他們回答說，他們早知道他永遠不會採納這一建議。當時我即決定，一旦我負責一個部的工作，我會堅持對任何文官彙報給我的意見作出絕對坦率的評價。應由其本人陳述理由。

　　我還得到了另一個教訓。廢除針對寡居母親的「收入規則」一事面臨重重壓力。我對此深為同情。作為一名新議員，這確實是我公開表明自己立場的問題之一。我認為，如果一位失去丈夫而又必須撫養子女的婦女決定外出工作以多掙點錢，她不該因此而喪失撫恤金。也許，作為婦女我更瞭解寡婦們所面臨的問題。也許我仍然記得那令人心碎的一幕，在格蘭瑟姆我父親的店裡，一個新近守寡的母親為了節省她那點微薄的收入而購買殘次的水果。面對反對黨的攻擊，我感到幾乎無法為政府的立場辯護。我向官員們和我的大臣提出了這個問題。有一次，當首相亞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來給政務次官講話時，我甚至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儘管他顯得很同情，事情卻沒有任何進展。

　　部內官員們對此問題的觀點總是這樣：即使對這些最值得救濟的人群兔用「收入規則」也會造成其他影響。從邏輯上說他們當然是對的，但我是多麼厭惡「影響」這個詞。大臣們如果只接受這些表面的理由而不對其作出政治判斷；那麼這就是錯誤。1964年工黨政府上台伊始最初的舉動之一就是對我所力爭的這一問題作出了更改並因此贏得了信譽、對此我毫不驚訝。這件事對我的教訓是：官僚邏輯不能代替大臣的判斷。一旦忘了自己是個政治家，那麼政治「影響」就會影響自己。

　　我在養老金部的日子過得十分忙碌，儘管我和負責戰爭撫恤的政務次官合用一輛車，我總是一早從法恩伯勒自己開車上班。在部內，一天的工作從兩位政務次官與約翰·博伊德—卡彭特討論重大政策問題或當前的政治形勢開始。然後是一大堆需要我簽字或給我提建議的信。我可能參加一個與某一負責領域有關的會議，這些負責領域由大臣分派我主管，例如，就撫恤金問題制定與其他國家的交流安排。我也可能為準備「社會保障」前景計劃的論文而會晤某些官員，這一任務既有必要又很困難。

　　下午，一些來自壓力集團的代表可能來找我要求糾正某些所謂的不正常情況或要求增加某項救濟，即使在那個年代，社會服務領域中的壓力集團就已層出不窮了。有時我走訪地區「社會保障」辦公室，與職員們談論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並聆聽他們的建議；我會在議會用餐，或與政界朋友共進晚餐。厄內斯特·馬普爾斯是位熱情奔放、見解獨特的政治家，就任交通大臣期間聲譽鵲起，如應邀與他和他的妻子共進晚餐則不但可欣賞到美酒佳餚，與他們作伴也令人神抬。如果進行分組表決，我通常10點趕到議會投票，然後帶著兩三個裝滿信件草稿和政策論文的紅色文件包驅車回家，晚上閱讀這些信件和論文直至深夜。

　　我一直保持了任後座議員的兩年中養成的對下院的感覺。我們的工党議員對手們很難對付。迪克·克勞斯曼有個極出色的政治頭腦，但也十分捉摸不定，道格拉斯·霍頓是簡短辯論的行家裡手。這兩人我都喜歡，可我還是決定贏得一切辯論。我喜歡在政策問答或我本人辯論時就事實與數字進行交鋒，不過有時做得還不夠謹慎。有一天我在議會講臺發言時有人交給我一張寫著有關辯論中提到的某一點的最新數字。我得意洋洋他說：「看，我拿到了新得燙手的數字。」議會中爆發出哄堂大笑，過了好一會兒我才意識到這句話的一語雙關。

　　仿佛命運在安排，我們定於星期一在養老金部回答提問，這正緊接著1962年7月那次被稱為「大刀橫掃的一夜」的著名的內閣改組。約翰·博伊德—卡彭特離開原職改任財政部首席大臣，而耐爾。麥克佛森還未取代他在養老金部的職位。由於議程表上的多數問題與我主管的那部分活動有關，而不是涉及戰爭撫恤方面的，因此我必須代替大臣作近一小時的口答。對我和那些我不得不打擾的官員們來說那又是一個折磨神經的周未。工党議員吵鬧異常，而伊恩·麥克勞德是當時在議會中的唯一一名內閣大臣。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對付過來了。當有人問及未來的政策時，我答道：「等有了新大臣後，我會就此事向他請教。」

　　第五節重新在野

　　政府是否能挺過去？正如許多年後我本人經歷過的一樣，每一次內閣改組都蘊藏著不可預見的危險。然而我卻從沒遇到過比「大刀橫掃的一夜」更為困難的情況，即使1989年也沒有這麼困難。這一夜，包括大法官和財政大臣在內的、內閣的1／3人員被撤換，包括雷吉·莫德林、基思·約瑟夫和愛德華·博伊爾在內的一代新人進入了政治前沿。此事給我的教訓是：每次改組都應設法在政府中任用一些年輕人，以避免出現排長隊的現象。可是，這次改組被麥克米倫笨拙的補救做法而搞砸，他的地位再也無法恢復。

　　因許多明顯的和不太明顯的原因，我們已經遇到了麻煩。通貨膨脹開始急劇上升，為控制通貨膨脹開始實行以「停止加薪」和「指路燈」為形式的收入政策，勞資糾紛、特別是機械和造船業的罷工，使得1962年損失的工作日比1926年大罷工以來的任何一年都多。政府沒有從問題的根源即工會權力上著手處理，而是通過成立「全國經濟發展理事會」——不久又增加了一個「全國收入委員會」——與有組織的工人按照「總體主義」方式進行交易，從而對英國問題的癥結從根本上接受了一種集體主義的分析。

　　更嚴重的是，全國各地已可察覺到一種新滋長的情緒，即認為保守黨執政時間太長了，已走入迷途。當大多數的百姓也許只是模糊地感到應是「有所改變的時候了」，那麼政府的最危險時期也就來臨了。1962年秋天政府又陷入另一種麻煩之中。即撒爾間諜案，費爾比逃往蘇聯，這證實了對他自30年代起一直充當克格勃雙重間諜的懷疑。1963年夏又出現了普羅夫莫醜聞，這一切使政府陷入關於它敗落和無能的流言中。如果政府自身強壯健康，這些麻煩不足以懼，但這些使人難堪的事件所影響的是一個全面欠佳的政府。

　　歐洲是導致「欠佳」的主要原因之一。1961年10月，哈羅德·麥克米倫授權特德·希思為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而進行艱苦的談判。在很大程度上由於特德的執著和重大貢獻，多數問題看起來馬上就可以解決、包括如何解決英國與共同體在農業和貿易上的聯繫。但1963年1月，戴高樂將軍對我國的加入投了否決票。那時候英國國內對歐洲沒有大大的好感。我和公眾的看法一樣，認為過去我們低估了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潛在好處。無論歐洲自由貿易協會還是我國與英聯邦和美國的關係都不能提供我們所需要的貿易前景，現在已到了我們加入歐共體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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