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7)

一七

　　對於丹尼斯的求婚，我認真地考慮了很久，以前，我把我的心思全都用在政治上，沒有真正把婚姻問題列入我的計劃。我因此就沒有考慮此事，只想有一天婚姻問題會水到渠成，自然解決。我知道丹尼斯在二戰前結過婚，戰後婚姻破裂，他請求我做他的妻子也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越是考慮，越知道我該怎麼辦。只有一個答案是可能的，40多年後的今天我感到當時決定說「同意」是我做出的最好的決定之一。

　　在一段時間裡，我一直在考慮離開ＢＸ塑料公司及科爾切斯特。當上達特福德的議員候選人後我更覺得我應該在倫敦找一份新的工作。我已告訴選拔委員會我將全力以赴參加競選，我確實想這樣做。從性格上講，我不會三心二意。因此，我開始在倫敦找工作，年薪應在500英鎊左右。雖然這個數目在那時也不算大，但如果要求不高的話足以使我生活得比較舒適。我參加了幾個單位的面試，發現雇主不大願意錄用一個為了從事政治而辭去以前的工作的人。我絕不會去掩飾我的政治追求，更不會放棄它，所以，我繼續找其他工作。最後，位於哈默史密斯的Ｊ·萊昂斯公司的實驗室錄用我作食品研究化學師。這項工作理論性比較強，因此，我對這個職位比對ＢＸ塑料公司的工作更為滿意。

　　不久，我搬到了達特福德選區的新住處。實際上，從各方面來講，達特福德成了我的家。我的房東全家對我關懷備至，無以復加。對人友善是他們的天性，他們又都是堅定的保守黨支持者。米勒夫婦也悉心照顧我。晚上參加完會議後，我經常到他們家去喝咖啡，放鬆放鬆。我在科爾切斯特工作和生活的時候就經常到他們家度周未。這個家庭和睦祥和，好像每個人都想盡情享受生活，因為戰爭的困難時期已經結束了。我們也定期地參加一些政治性或非政治性活動，女士們總是精心打扮，穿得光彩照人。約翰·米勒的母親已經去世，父親與米勒夫婦住在二起，他是我的好朋友。每次有聚會，他都送我一支粉紅色康乃馨，讓我插在衣服上。

　　我經常開車到北肯特郡的其他選區。達特福德、貝克斯利希思（特德·希思是候選人）、奇斯爾赫斯特（帕特·霍恩斯比—史密斯）及格雷夫森德（約翰·洛）四個選區合作密切，莫裡斯·惠勒任四個選區的主席。他時不時地邀請我們到他家聚會。他的房子「弗蘭克斯」很大，在霍頓柯比。

　　那時，達特福德的席位是四個選區中最難贏得的，所以，毫無疑問在它的鄰近選區眼裡也是最不重要的，雖然達特福德人不這麼看。從政治上講，把有把握獲勝的選區與毫無希望獲勝的選區聯繫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如果在毫無希望獲勝的選區建立起活躍的組織，就很可能把你們的競爭對手的支持者從你們希望保住的政治陣地上吸引走一部分。這正是中央總部希望我們做的一部分工作，以便幫助特德·希思保住貝克斯利這個能贏得的席位。

　　這樣，我認識了特德。他已是貝克斯利的候選人，中央總部要我到他的選區去講話。特德已較有名氣。他參加過二戰，被授予中校軍銜。他的政治經歷始於30年代後期支持一名反慕尼黑協定候選人參加牛津的補缺選舉之時，他也因此贏得中央總部及四個選區協會的尊敬。他這個人十分爽快、邏輯性強，他總能列出4個目標或5種攻擊的方法。一見面，他的這種性格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一方面與選區的工作人員十分友好，但另一方面又總是領導者，「候選人」，或「議員」，這使人覺得即使在他最和藹可親的時候，他仍有些與眾不同、孤芳自賞。

　　他的鄰近選區奇斯爾赫斯特的候選人帕特·霍恩斯比一史密斯則與他截然不同。她熱情奔放，富有活力，是一種明星式女政治家，1946年她發表的一次極富煽動性的右翼演說轟動了保守黨大會。她總是十分樂意幫助年輕同事，到全國各地演講。我和她成為很好的朋友，我們經常在她舉行的非正式晚宴聚會上進行政治長談。

　　1950年選舉到來之前，我們就感到保守黨力量開始恢復。這種恢復與其說是保守黨內對其政策進行重新思考的結果，不如說是保守黨人及全國人民對艾德禮政府主張的社會主義作出的強烈反對的結果。安奈林·貝文在1948年7月把保守黨描述為「害鼠不如」，像我這樣年輕的保守黨人正好借機發揚英國人歷來善於自我嘲諷、自我貶低的傳統以表示對党的忠誠。我們在外出活動時戴上一枚「害鼠」像章，是一個藍色小老鼠。誰吸收了10名黨員，就戴上一枚像章。這些人被稱為「惡鼠」。誰吸收了20名黨員，就成了「大惡鼠」。這樣，黨內人員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幾等。有個居住在特威克納姆的某個地方的人被「封」為「鼠王」。

　　我倒是克利門特·艾德禮的崇拜者。他為人嚴謹，是個愛國者。艾德禮與90年代的政治家不同，他注重實質，從不嘩眾取寵。他的政府確實十分激進、急於改革。1945年的工黨宣言是一個十分左的文件。現在看來，這一點更清楚。戰爭剛剛結束，大家大談特談的計劃、國家控制均是戰時的用詞，所以人們無法真正掌握其全面的影響。實際上，計劃與國家控制是對商業、資本主義及市場的全面攻擊。這種觀點的基本理論前提是，「除了戰爭期間以外，我們是否充分利用了我們的生產能力令人懷疑。我們必須糾正這種情況。」認為只有國家才有能力決定把資源用在哪、不用在哪更符合國家利益。提出國有化、控制、計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基於社會的原因，而是基於經濟的原因。認為有害的壟斷只出現在私營部門。因此，鋼鐵工業國有化的理由是「只有公有制代替了私人壟斷，鋼鐵工業才能是高效的」。其中最為激進的也許是工黨對土地的態度。工党清楚地表示地方當局強行收購土地僅是一個更全面計劃的開始，因為「工黨主張土地國有化並將為此努力」。

　　工黨政府在實現其競選宣言中提出的具體諾言是極有魄力的。沒有人會懷疑工黨實行社會主義的記錄。而人們攻擊工黨的目標顯然是社會主義帶來的經濟後果：貨幣貶值和再次出現通貨膨脹。龐大的公共開支使所得稅的標準稅率幾乎與戰爭時期的稅率持平，即每英鎊上稅9個先令。戰時的各項控制非但沒有取消反而擴大了範圍，例如1946年又對麵包實行配給制，一年後土豆也實行了配給制。因此，1950年的競選運動就是圍繞以上這些對任何當時執政的政府都極其危險的問題展開的，而我對這些問題則應付裕如，可以把高深的理論主題與更為實際的「麵包與黃油」問題結合起來。

　　1950年的保守黨宣言是一個匠心獨運的文件，它既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對社會主義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又提出了一系列謹慎的具體的誓言，以改變現狀。它強調了通貨膨脹的後果、經濟管理混亂、浪費及官僚主義的情況。我對宣言關於外交政策的明快的表述特別滿意。

　　但保守黨也比較謹慎，沒有承諾馬上停止配給制，或者大規模取消國有化，也沒有承諾做任何可能在社會保障或保健服務方面引起爭議的事情。宣言多次以積極的方式提到工會「運動」，將其描述為「對我們的經濟和工業生活的正常運作是必不可少的」。我們都知道我們可能最易受到攻擊的三個領域是失業（選民對30年代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記憶猶新，卻不會記得第二屆工黨政府期間失業率已經攀升，而國民政府期間失業率下降了）、福利國家（許多人認為我們想取消）及所謂的「戰爭販子」論調（工黨政府的靈活路線可能使丘吉爾關於冷戰的言辭顯得極端，而不是有先見之明——丘吉爾的判斷確實富有遠見）。這些問題是我在1950年及1951年的競選運動中的公眾集會上經常談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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