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7)

七

　　我當時不理解關於重整軍備和國聯問題的爭論。那次竟選很艱苦，面對著「為和平投票」積極分子的競爭，而且還有阿比西尼亞戰爭這個背景。後來，當我十幾歲時，我經常與其他保守黨人激烈爭論，鮑德溫在竟選中是否誤導了選民，人們普遍認為他沒有告訴選民國家面臨的危險。事實上，要不是國民聯合政府在那次選舉中重新當選執政，就根本談不上重振軍備應該更快一些的可能性；如果工黨上臺，很可能會做得更差。國聯也根本不可能阻止大戰的爆發。

　　我們對1938年簽訂的慕尼黑協定的感情是錯綜複雜的，許多反對綏靖政策的人都有這種感受。當時，人們被推向兩個方向，非此即彼。一方面我們對希特勒政權或者說他的意圖相當清楚，特別是我們家庭有親身感受。希特勒取締了德國的扶輪社，我父親一直認為這是扶輪社能夠得到的最高獎賞。我們得知，獨裁者不能容忍組織市民社會的志願組織，如伯克的「小隊「，也不能容忍法律範圍內的個人權利。若契醫生屬德國血統，可能是鎮上最好的醫生了。他從德國得到不少消息，把這些消息告訴我的父親，我的父親又與我討論這些問題。

　　我對希特勒有自己的認識。我們家附近有一家賣魚片的店，我經常去買我們家星期五的晚飯。在那裡排隊的人常常組成一個很好的論壇。有一次辯論的題目是希特勒。有一個人說，希特勒至少使德國人有了一些體面，而且使火車正點了。我激烈地反對這種觀點，一些年齡比我大的人感到震驚，而且無疑有些惱怒。開店的女老闆笑著說：「哦，她總是不停地辯論。」

　　我們家庭特別瞭解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虐待。我們學校鼓勵學生與外國學生建立筆友關係。我的筆友是一個法國女孩，名叫克萊特。天啊，我沒有與她保持聯繫。我的姐姐的筆友是一個奧地利猶大人，名叫愛蒂斯。1938年3月發生了希特勒吞併奧地利的事件。她的父親是一個銀行家，給我的父親寫信，問我們是否能夠照管他的女兒。他已經清楚地預見到事態的發展。我們得經營商店，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財力獨自承擔這份責任。但是我父親得到格蘭瑟姆扶輪社的支持，愛蒂斯來到我們鎮，到各家輪流居住，直到她到南美洲去與她的親戚住在一起。她17歲，個子很高，很漂亮，穿著很講究，一看就是來自小康家庭，英語也講得很好。她告訴我們在反猶太人政權下猶太人的生活狀況。她講述的一件事牢記在我的心中：猶太人被送去擦洗大街。

　　我們希望結束希特勒的邪惡，如果必要，訴諸戰爭也在所不惜。從這一點來看，慕尼黑協定沒有什麼值得驕做的。我們知道，由於慕尼黑協定，英國默認了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逆不道。50年後，我作為首相訪問捷克斯洛伐克並在布拉格聯邦議會講話。我說：「1938年當災難性的綏靖政策使希特勒消滅了你們的獨立時，我們沒有支持你們。雖然丘吉爾很快就廢棄了慕尼黑協定，但我們仍然保持著羞恥的記憶。」當英國參與放棄其他國家的領土時，那是最糟糕的外交政策。

　　但同時，我們記得當時英國和法國毫無準備打一場大戰的可悲處境。在慕尼黑危機期間，戰爭一度似乎是那樣臨近，當宣佈危機得到解決時，我們感到松了一口氣，不打仗了。不幸的是，有些人被德國的宣傳欺騙了，相信希特勒在保衛受捷克人壓迫的蘇台德地區的德國人。如果那時開戰，我們不能得到全體自治領的支持。1939年3月德國人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餘部分，這時幾乎每個人都認識到，綏靖政策是一場災難，為挫敗希特勒的野心，必須打仗。甚至那時，工黨在下一個月的投票中仍然反對徵兵。在格蘭瑟姆也存在著強烈的反戰情緒：衛理公會的許多人反對1939年5月的政府徵兵。而且，一直到戰爭爆發甚至爆發以後，和平主義者還在鎮上宣傳他們的主張。

　　戰爭還是很快降臨到我們的頭上。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9月3日星期天上午11點，按照英國的最後通碟，德國人應該撤兵，我們守在收音機旁，翹首以待，但希特勒拒絕撤兵。這是我記憶中我青年時期唯一沒有去教堂的一個星期天。內維爾·張伯倫從唐寧街10號的內閣辦公室現場播出命運攸關的講話。他告訴我們戰爭開始了。

　　到這時，人們自然會捫心自問，事情怎麼會發展到這一般田地。我父親每週從圖書館借出兩本書，一本「嚴肅」的書，他自己（和我）看；一本小說，我母親看。結果我發現我讀的書是我這個年齡的女孩一般不讀的書。很快我就知道我喜歡讀什麼書，即關於政治或國際事務的書。例如，我讀了約翰·斯特雷奇的《即將來臨的奪權鬥爭》。這本書最早於1932年出版，預言資本主義不久將被社會主義代替。我們這一代中有許多人感到這本書激動人心，內容新穎。

　　但是，我的本性和教養註定我是一個「真正的」保守黨人。不管我讀多少左翼書籍，不管聽多少左翼評論，我的政治信仰都沒有猶豫。我這麼說可能不時髦。但我對自己一直有清楚的認識，儘管我在政界有些了不起的朋友，他們對自己的立場和所持立場的理由內心常常受到衝擊，儘管是許多年後我才懂得我相信的政治哲學的背景。就此而言，現在看來我是不同尋常的。在30年代和40年代，左翼主導著政治議程，儘管丘吉爾在戰爭期間領導政府時這一點被掩蓋起來。這個時期出版的許多書表明了這一點。左翼把右翼說成綏靖派，而且宣傳得相當成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維克托·戈蘭茨的左翼讀書俱樂部，即所謂的「黃顏色的書」。有一本書影響特別巨大：《罪人》，是與邁克爾·富特合寫的，作者化名「凱圖」，此書於1940年敦刻爾克撤退後不久出版。

　　1938年秋天慕尼黑協定簽訂後，羅伯特·布魯斯·洛克哈特的暢銷書《武器還是奶油？》出版。洛克哈特遍遊歐洲，去了奧地利（在納粹控制下），後來去了德國，正是希特勒全勝的時期。有報道說，德國一家全國性的報紙編輯告訴他說，「德國需要和平，但是她需要的是符合她的條件的和平。」這本書結尾時是這樣描述的，「2000人的整齊的腳步聲」喚醒了作者洛克哈特，他從窗戶向外望去，在霧氣彌漫的黎明中，「納粹德國已經行動」。

　　同一個主題更具新意的書是道格拉斯·裡德的《狂妄場》。這本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裡德親眼目睹隨著納粹影響的擴大猶太人受到的迫害。他描寫了納粹領導人的性格和心理，有時怪僻，有時失態，有時詭計多端。他分析並淋漓盡致地譴責了英國和法國採取的為希特勒鋪平道路的綏靖政策。這本書寫於奧地利被吞併的前夕，具有很強的預見力。

　　德國共產黨人理查德·克洛波斯以簡·沃爾廷為筆名寫了《走出黑夜》。未來的國會議員丹尼斯·肯道爾把這本書借給我的父親，讀起來晦澀難懂，父親不讓我讀，把書藏在書櫃裡。但他沒有成功，當他出去開會時，我從書櫃裡取出來閱讀。的確，這本書不適合一個16歲的女孩閱讀。裡邊充滿了關於實行極權主義毛骨悚然的描述，有許多性虐待暴力場面，作者的權威性使人讀起來更加不寒而慄。受害者遭受納粹的虐待是駭人聽聞的，這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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