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撒切爾夫人自傳 | 上頁 下頁


  我們的老師具有真正的敬業精神,受到全體居民的高度敬佩。我們的學校不大,有350個女生,我們認識老師,在一定程度上也相互認識。女生們一般來自中產階級,但家庭職業相當廣泛,有的在城鎮,有的在農村。我的一位好朋友每天從10英里以外的一個村莊來上學。她的父親從事建築業。我有時到她家去住,她的雙親如同我的父母一樣,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兒多受教育。他們帶著我們到野外散步,熟悉各種野花、小鳥和鳥的歌聲。

  我們的歷史老師哈丁小姐講課特別引人入勝。她使我領略到歷史課的韻味。不幸的是我在這方面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多年以後,我在擔任首相期間曾到充滿悲蒼的加利波利戰場上散步,這時我又想起了她講述的達達尼爾戰役。

  但是,在學業上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還是化學老師凱女士。後來我決定專修化學。即使在戰前,至少在女校中,攻讀自然科學的女生也並不少見。一些關於科學突破的報道助長了我對自然科學的夭生愛好,如原子的裂變,關於塑料的研究開發。我清楚地意識到,一個嶄新的科學世界正在展現。我想成為其中的一員。而且,我知道,我必須自己謀生,看來從事自然科學是一條激動人心的道路。

  我的父親13歲時輟學,他決心彌補這個損失,要我抓住每一個受教育的機會。我們一起去諾丁漢大學聽關於當前國際事務的課外講座。這類講座在格蘭瑟姆經常舉行。講完課後有一段活潑生動的提問時間,我和其他許多人參加。我特別記得駐在當地的空軍中校米林頓的提問。他後來在戰爭結束前的一次補選中從丘吉爾的聯合政府中為一個中產階級抗議政黨共同富裕黨奪取了切姆斯福德選區的席位。

  我的父母非常關心我的學習,作業必須按時完成,為此甚至星期天晚上也得作作業。戰爭期間,卡姆登學校的女生撤退到格蘭瑟姆後,學校實行倒班制,因此周未需要加班,但要按照宗教的要求做。我的父親是一個自學成才的學者,他喜歡閱讀,經常與我討論我在學校讀過的東西。有一次,他發現我不懂沃爾特·惠特曼的詩。這一點很快得到補救。惠特曼至今仍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他還鼓勵我讀古典作品,如布朗特姐妹、簡·奧斯汀,當然還有狄更斯。《雙城記》政治色彩很濃,我也最喜歡。我的父親訂閱一份哲學雜誌《希伯特》。我儘管努力去讀,仍覺得很費勁。

  在我的生活中除了家庭、教堂和學校還有格蘭瑟姆鎮的居民。我們為我們的鎮感到無比自豪,我們瞭解它的歷史和傳統,在這個鎮上生活感到非常高興。格蘭瑟姆始建於薩克遜時代,而丹麥人使它成為一個重要的地區中心。在12世紀期間,北大路改道,從鎮中穿過,從此地圖上標明了格蘭瑟姆的位置。交通運輸一直是該鎮的生命線。18世紀時開鑿了運河,把焦炭、煤和石頭運進格蘭瑟姆,把玉米、麥芽、麵粉和羊毛運出去,但格蘭瑟姆大規模的發展還是在1850年修建了鐵路之後。

  我已經提到過我們鎮上最宏偉的建築,那就是聖沃爾夫拉姆教堂的尖塔,在鎮的各處都能看到。但是最具特色和對我們最有意義的建築還是金碧輝煌的市政廳以及聳立在它前面的格蘭瑟姆最有名的兒子伊薩克·牛頓爵士的塑像。這裡地處聖彼得山,陣亡者紀念日的遊行隊伍就是從這裡出發,向聖沃爾夫拉姆教堂行進。我通常是在市政廳的大廳裡從窗口觀看遊行。走在前面的是救世軍和機車廠的樂隊,後邊是市長、高級參議員和市議員,他們穿著長袍,佩戴著徽飾。跟在他們後邊的是女童子軍、幼年童子軍、男童子軍、互濟會、扶輪社、商會、工人俱樂部、工會、退伍軍人協會、士兵、空軍、紅十字會、聖約翰急救中心以及各個組織的代表,他們依次行進,使我們的市民生活豐富多采。聖誕節後的次日是合禮節,這一天我們到聖彼得山上觀看穿粉紅外套的貝爾瓦狩獵俱樂部會員的集會表演,他們退場時我們為他們歡呼。集會後他們有喝烈性酒的傳統。

  1935年對格蘭瑟姆來說是個不尋常的年頭,特別值得紀念。我們慶祝了喬治五世國王的銀婚和格蘭瑟姆建市100周年。還有布朗洛勳爵當選市長。他的家族(卡茨家族)和曼納斯家族(拉特蘭勳爵)是該鎮最為顯赫的贊護人。鎮上的主要街道都用鮮豔的藍色和金黃色旗子裝飾起來。藍色和金黃色是當地喜歡的顏色。各條街道競相爭豔。我記得,有一條住著最窮的人的街道叫沃裡·考特街,那裡的房子最差,但大家出力,裝飾得最為引人注目。管弦樂隊和格蘭瑟姆的「狂歡節樂隊」全天演奏,他們大膽吸收並革新美國樂曲,稱為「格蘭瑟姆薑汁麵包」的樂曲增添了慶祝活動的歡樂氣氛。各學校參加了一場大規模的露天表演,我們排著整齊的隊列前進,男生文法學校校長的夫人出席觀禮。我們組成格蘭瑟姆這個字,我正好是M這個字母的一部分。

  我的父親先後擔任市議員、市財政委員會主席、高級參議員,最後于1945—46年擔任市長。這意味著我會聽到大量的本鎮發生的事情以及有關的人。參與政治是市民的義務,而政黨的重要性是次要的。工党市議員受到尊敬,他們也很友好。不管在市政廳或競選期間鬥爭多麼激烈,他們都到我們店來買東西,沒有黨派之間的嫉恨。我的父親懂得,政治是有限度的。這種高見在政治家中是少見的。把他的政治觀點描述為「老式的自由主義」也許最為貼切。要有個人責任感,這簡直是他的口號。保持良好的財政狀況,這是他追求的目標。他非常推崇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著作《論自由》。像其他許多商人一樣,他看來似乎不能接受自由黨的集體主義。他是作為納稅人的候選人競選市議員的。那時,在綜合性學校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之前,在工黨政治進入地方政府之前,人們認為地方市政會工作沒有黨派性。但在我的記憶中,他一直是一個堅定的保守黨人。

  我仍然記得,1952年工黨在市政會選舉中獲勝,父親作為高級參議員候選人落選,我很傷心。這件事當時受到嚴厲譴責,認為是置政黨于居民利益之上。我仍然記得他當時不失體面的表現。市政會選舉結束後,他站起來說:「自從我榮幸地穿上市議員的禮服,已有將近9年的時間,現在當我脫下禮服時,我仍然榮幸地寄予信任。」此後他收到朋友、盟友、甚至老對手給他的信。他發表聲明說:「儘管我摔倒了,但我並沒有趴下。我的自我感覺是,進入市政會和離開市政會,我都處之泰然。」許多年以後,類似的情況在我身上發生了,那時我父親已經去世多年。我把他離開公眾生活時的做法作為我的榜樣。

  但這是後話。當我還是個女孩時,我和我父親的共同興趣也許是對政治知識和公眾事務的渴望。我認為我們家的消息比其他家庭靈通。我們每天都閱讀《每日電訊》,每週都閱讀《衛理公會紀實》、《郵畫》、《約翰·奧倫敦週刊》。當我還是孩提時,我們閱讀《兒童報》。有時我們也閱讀《泰晤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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