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52)_學達書庫

五二

　　希爾達·塞爾溫——克拉克和瑪格麗特·斯洛斯在倫敦迎接史沫特萊，還有希爾達的丈夫克拉克博士。他們都是史沫特萊以前在香港時認識的老朋友。克拉克博士在香港淪陷前擔任香港衛生總監，他們夫婦倆曾幫助史沫特萊給新四軍運送過藥品。日本人佔領香港以後，他們夫婦倆，還有瑪格麗特，在日本人的集中營裡被折磨了整整三年，盟軍收復香港，才把他們救了出來。那時候，兩位婦女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克拉克博士滿頭的黑髮都白了，步履蹣跚，讓人攙扶著走了出來。現在希爾達一家住在倫敦，克拉克在海外殖民地當總督，家裡只有希爾達和13歲的女兒瑪麗。瑪麗在學校裡寄宿，希爾達把一間有獨立衛生間的房子給史沫特萊住，她準備在這裡安安靜靜地修改《朱德傳》，等待機會到中國去。

　　在史沫特萊離開美國這段短短的時間裡，聯邦調查局加緊了活動，那位敢於與麥卡錫對質的歐文·拉鐵摩爾教授終於被扣上了「俄國諜報機關頭目」的紅帽子。拉鐵摩爾是東方問題專家，有不少關於中國和亞洲問題的著作，1941年曾作為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進駐中國，1942年回國後，任美國新聞處中國部主任、霍普金斯大學佩奇國際關係學院院長。他對蔣介石政府持明確的批判態度。聯邦調查局拿拉鐵摩爾開刀，顯然是想對史沫特萊起殺雞儆猴的威懾作用，是10月份史沫特萊護照到期回美國接受大陪審團審問的前奏。史沫特萊明白，美國是死也不能回去的了，惟一的希望是在1950年10月以前英國能夠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互派大使以後，史沫特萊就能夠到中國去。

　　史沫特萊的希望沒有落空，1950年1月6日，英國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駐英大使是史沫特萊的老朋友郭沫若。史沫特萊日夜盼望，直到4月，中國大使的行期依然未定。由於複雜動盪的國際形勢的影響，中英兩國互派大使的計劃未能實現，她盼望已久的郭沫若沒有到來。希望變成了失望，史沫特萊感到前途渺茫。英國不能久留，而在她自己的祖國等待著她的是更加悲慘的命運，假如去中國的路也被堵死，世界上哪裡還有她的安身之地？

　　3月，史沫特萊的健康情況開始嚴重地惡化了，胃部大量出血，幾十年漂泊動盪的生活中形成的潰瘍已經到了非動手術不可的地步。4月16日，在友人的反復勸說下，她不得不放下了《朱德傳》的修訂工作，住進了牛津大學醫院的艾朗療養院，準備做胃部三分之二切除的手術。

　　手術定於5月5日進行。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史沫特萊心裡似乎有了不祥的預感，但她仍然想幽默地開個玩笑。她給布魯克斯寫信，說自己一輩子不相信上帝，上帝對她不感興趣，不會把她召喚到身邊；萬一不幸，她惟一的遺憾就是再也不能和中國人民在一起。

　　史沫特萊給她的好朋友，直到最後都陪伴在她身邊的瑪格麗特·斯洛斯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我親愛的瑪格麗特：

　　我並不希望死於眼前的手術，但是萬一我去了，我願意告訴你幾件事，並請你幫我做一兩件事。

　　我最後的遺囑在我的律師約翰·羅格那裡。我沒有財產。我所擁有的全在我這裡：

　　1900美元的政府債券（在我的手提包裡），以及一本托馬斯·庫克（一個著名的旅行社——譯注）旅行支票，也在手提包裡。我希望你用庫克旅行支票，用這筆錢支付關於我的一切費用，直到最後的費用……我不記得遺囑裡的說法，但是我想我要把1000美元的政府債券留給我的小侄女瑪麗·史沫特萊。我的書所帶來的全部收益，不管從哪裡來的，全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按他的意思處理……就是說，為建設一個強大、自由的中國。

　　我也按照遺囑的條文特別請求把我的遺體火化，骨灰送交朱德將軍，以便在中國埋葬。你能幫我做到麼？如果新的大使來此，骨灰可交他們去海運。我願意葬禮盡可能地簡單，按這些島嶼上最廉價的辦法舉行。我不相信應當在這些事情上浪費金錢。

　　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遺體前舉行任何宗教儀式，絕對不要。我只有一種忠誠，一個信仰，那就是忠於貧窮和受壓迫者的解放。在這個意義上，就是忠於中國正在實現的革命。如果中國大使來到，只要在我的遺體前唱一首歌，我就要感謝不盡了：那就是中國的國歌：「起來……」。因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國。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國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史沫特萊在交給她的律師約翰·羅格的一份遺囑中還有這樣的一段話：

　　我自有生以來僅有一個摯念、一個信心，那就是為解放那些貧苦和受壓迫者而努力工作。如果我死的話，我死的嘴唇仍要詛咒代表美國的法西斯主義的美國反動派。這些都是邪惡的勢力……為了這個緣故，我請求你在我死後，也不要讓這些人走近我的遺體……

　　史沫特萊的手術在5月5日下午進行，傍晚手術結束，她從麻醉狀態中恢復過來，情況很穩定。朋友們正在為她闖過了這一關而高興，5月6日，史沫特萊卻突然離開了人世。她的心臟沒有經受起手術的考驗。死亡證明書上寫的死因是：急性心力衰竭、肺炎和胃部切除手術的後果。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去了。直到告別人世的最後日子，她仍然在工作，在為實現貧窮者和被壓迫者的解放而奮力工作，在為實現中國人民的革命理想而奮力工作。她只有58歲，仍處在精力充沛的盛年，她離去得太早了。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去了。她給中國人民留下了五部巨著，除了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之外，她的著作全是寫中國的：1933年出版的《中國人的命運》，1934年出版的《中國紅軍在前進》，1938年出版的《中國在反擊》，1943年出版的《中國的戰歌》和在她死後的1955年出版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她讓世界瞭解中國的革命，支持中國人民的鬥爭。她給中國人民留下了遠比五本著作豐富得多的精神遺產。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去了。直到生命的終結，她未能重歸心靈的故鄉，哪怕就在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刻死去呵！

　　在紐約的石垣綾子從廣播中得知她親愛的朋友艾格尼絲的死訊，眼前一片黑暗，仿佛陷入了無底的深淵，好久好久，才悲慟地哭出聲來。在朋友們為史沫特萊舉行的追悼會上，埃德加·斯諾說了又哭，哭了又說，聲淚俱下，直至泣不成聲。

　　1951年2月15日，英國進步人士組成的「人民代表團」遠涉重洋，把史沫特萊的骨灰送到北京，交到朱德同志手裡。史沫特萊的英靈終於又回到了中國。當她的骨灰在北京西郊八寶山革命公墓下葬的時候，樂隊為她奏響了中國國歌：「起來……」在悲壯的樂曲聲中，人們似乎看到史沫特萊熱情的微笑，聽到她親切的聲音：

　　「我到過很多國家，但無論到哪兒，我總歸是一個外國人；只有當我在中國的時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個外國人。在那兒，我總以為自己是中國人民中間的一個，我仿佛已經生根在那片土地上了……

　　「有一天，我終歸要回到中國去，倘若有一天我終能成為中國籍的公民，將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榮耀……

　　「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國，我一定要親一親她的土地……」

　　現在，她欣慰地、安詳地躺在中國的懷抱裡。在她的潔白的大理石墓碑上，用中文和英文鐫刻著朱德同志的題詞：

　　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

　　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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