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46)_學達書庫

四六

　　司各特和喬安娜·貝莉見了面，並和她在漢普斯泰德共進早餐；他還擺姿勢讓本傑明·希頓和詹姆斯·諾思科特為他畫像，參加了德文希爾公爵在自己家花園裡舉行的招待會；他在霍蘭德宮住了一夜，對這所莊園讚歎不已。第二天早晨醒來時，他簡直不相信，這裡離倫敦近在咫尺：這裡的環境太幽靜了。他在賽繆爾·羅傑斯陪同下沿著兩邊盡是參天大樹的綠色小路散步，諦聽鳥兒的啼囀聲。在這裡居住並呼吸新鮮空氣本身就是一種享受。「多可惜，這座古老的別墅將要被拆毀，在原地建造磚瓦房屋。」司各特回憶說，在許多次招待會中的一次，「一位年輕女士要求我給她一綹頭髮，在這件事上拒絕她是沒有意義的。作為交換我為自己取得的是，讓她吻了我一下。」他對這一切相當沒有興趣，因而他所說的「倫敦社交界精華人物」甚至使他覺得有些好笑。

　　在所有這些上流社會的周旋應酬期間，司各特儘量抽出每一分鐘空餘時間來和親人們在一起。為了索菲婭和喬尼，他乘輕便馬車去了一趟布賴頓，只用了六個小時，從1815年他最後一次到這裡來以後，他感到這個遊覽勝地擴大了一倍。「這個懶漢和殘疾人之城是一個名利場，這裡有風笛藝人在吹奏，狗熊在跳舞，還有潘奇先生主持舞會。」從布賴特離開時他心情沉重：喬尼的病看來沒有希望了。

　　司各特兩次去漢普頓—科特看瓦爾特，那裡的宮殿比20年前更使他喜歡。第二次他和安娜由華茲華斯、賽繆爾·羅傑斯和湯姆·穆爾，以及華茲華斯的女兒和妻子陪同。這一天過得非常愉快。離開倫敦前司各特去唐寧街拜會威靈頓公爵（當時公爵已擔任首相），「以便使洛克哈特在必要時能有個靠山」。「我只能給他把球放好；現在他得自己把高爾夫球棍拿在手中，來打這個球。」但是不管洛克哈特本人怎樣努力想成為政界人物，由於對自己的力量沒有把握，他擺錯了姿勢，目標瞄得不准，終於未能把岳父放好的球直接打入球門。

　　5月底登上歸程，司各特一行在羅克比莫裡特家住了兩天，6月2日回到阿博茨福德。

　　司各特是世界上最忙的人之一，但總能抽出餘暇。「人們有時誇我做得多，但如果我能好好利用我被懶惰和遊手好閒竊去的時間，那就確實會有值得驚奇的事情了。」在家裡當他感到時間很緊的時候，他常常耽於懶散；而在辦公務時他常常思想開小差，使自己得到休息：「我不能強迫自己只想一件事——我的思想需要在兩條不同軌道上跑，否則我在這一件事上就理不出個頭緒來。」他就和他的狗一樣，當可以把筆擱到一邊時，總是輕鬆地迎接這一時刻：「於是，時鐘已指著正午，已經工作了四個小時，我想，可以允許自己享受一下散步的樂趣了。那些狗看到我準備合上寫字臺的蓋，便尖叫著表示親熱，讓人感到它們的高興。」

　　工作結束了，人們可以看到這位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去散步的情景：他右足微跛，頭戴一項藍色無沿帽，身穿綠色獵裝，腿上裹著護腿套，腳登笨重的鞋子，扶著湯姆·帕迪的胳膊在樹下漫步。司各特有時停下腳步觀賞風景，或者和湯姆討論某個植物志方面的問題，或者對狗說些親切的話，但在這樣做的時候他一刻也沒有停止思考下一章或者考慮孩子們的將來，或者考慮「宏篇巨著」售出後能否還清債務，或者考慮政治形勢。1828年秋他同時進行著一部新小說、全集各卷的注釋和前言、蘇格蘭歷史故事集，以及為《每季評論》寫兩篇大文章等項工作。

　　那年年底，一件比他自己的病痛更嚴重的事使司各特深為不安。得知兒子瓦爾特經常咳嗽，他懇求他到法國南部去養病：「我的奮鬥要是不能為我的孩子們帶來好處，又有什麼用呢？老天保佑，你千萬別把身體弄垮了。」他提醒瓦爾特，比一般的父子關係更牢固的友誼一直把他們聯繫在一起，並說：「我懇求你嚴格遵照醫生的吩咐去做，而當你經不起誘惑的時候，想想你的老父親吧，你如向誘惑投降，便會使他心碎。」

　　當時已當了少校的年輕人聽從了這些建議，很快恢復了健康。

　　司各特偶爾也允許政治熱情注入像個性的存在這樣嚴肅的事，但就連在政治問題上和他意見相左的哈茲利特也客觀地承認，司各特在自己的小說裡表現得是個真正的藝術家，他的理智擺脫了宗派狂熱和成見，他力圖向讀者轉達一種對人性的一切不同表現的寬容態度。「他的作品的總和幾乎是人的全部天性的再版」，哈茲利特說。他認為司各特和莎士比亞一樣，「比自己的名望更為偉大。」如果說瓦爾特爵士參加過政治鬥爭，那也完全出於以下兩個原因之一：或者是他的祖國的自由受到威脅，或者是國家遇到像解放天主教少數派那樣的問題時所面臨的嚴重危險；在後一種情況下，司各特站在輝格黨一邊——形勢對他說來是不希望看到的和不愉快的，但是站在將要倒塌的大廈前——不是勇敢，而只是發瘋，而司各特懂得，早在國會辯論開始前，爭取解放的鬥爭在國內輿論中已經取得勝利。

　　他相信，只有威靈頓公爵才能拯救國家。當獲悉首相和羅伯特·皮爾爵士打算滿足天主教徒的要求時，司各特建議洛克哈特在《每季評論》上制止一下騷塞，因為騷塞極端仇視天主教，而時代要求和解。使自己的托利党朋友們更為不安的是，司各特甚至出現在群眾大會上，提出決議草案支持天主教徒，而當國會宣讀愛丁堡支持天主教請願書時，他的名字受到熱烈的歡呼。

　　但是，司各特還是盡可能地和政治保持距離；1828年和1829年他要操心和張羅的事本來就夠多的了。他的身體每況愈下。除風濕病外又加上了凍瘡——這是一種兒童常得的病，據司各特推測，接踵而來的還會有其他兒科疾病，如麻疹或風疹：「惟一的希望是，牙齒可能重新長出來。」接著視力逐漸減弱，飲酒後出現了不舒服的感覺：「今天我的代理人和我一起吃午飯，我們喝了一瓶香檳和兩瓶紅葡萄酒。要是在過去我就會說，對於三個人來說，喝得太少了：和我們一起吃飯的還有洛克哈特。但我感到喝得太多了，覺得不舒服。」除了這一不好的徵兆，還加上頭疼，醫生要給他拔火罐。他鎮靜地忍受了醫生想出的這一折磨，結果拔火罐很管用，所以他沒有想到，小病是中風的先兆。

　　接踵而來的這些疾病使他變得極愛因小事發火：「安娜又超支了。

　　和她爭論也沒有用。她每次都發誓改正，要像我希望的那樣遵守諾言，但她老是做不到。無論如何應該教會她節省些。」詹姆斯·巴蘭坦也使他生氣。首先印刷商不喜歡他的新小說《蓋厄斯坦的安妮》。這部小說的一部分情節發生在瑞士。詹姆斯公正地指出，作者從來沒有去過那裡。

　　司各特反駁說，他去過蘇格蘭山區，看到過圖片上的瑞士風景：「我直截了當地對他說，我認為，他變成地質學家了。否則他何必擔心我歪曲我的霧中美人應出現在上面的那個瑞士懸崖的形狀呢？」司各特明白，他的創作力衰退了。當他在手稿上寫下最後一個句點時，他自己也憎惡這部書了。1829年4月29日他寫完了這部小說以後，立刻坐下來寫關於蘇格蘭歷史的條目，這是他答應為百科全書寫的。這個條目的前幾段他覺得不行——「但我什麼時候對自己滿意過呢？即使在別人對我滿意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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