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41)_學達書庫

四一

　　保羅請求他接受自己的全部積蓄，「因為全虧了您的慷慨支持……我才能攢起幾百英鎊，我請求您把它們看作全是您的。」但司各特拒絕了所有向他提供幫助的建議。「我的右手會幫助我」，他聲明說。所有這些充滿不安和倒黴事的日子裡，他的右手不停地在寫《伍德斯托克》；第一卷他在15天內寫了出來，其中10天他還得參加高等法院的開庭。

　　由於他的公司破產的結果，這樣一個事實終於大白於天下，那就是：

　　公司是屬他的。這件事他一直連對最要好的朋友都嚴守秘密，它的公開加上妻子兒女的憂傷，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司各特難受。印刷業老闆的隱姓埋名即使不是直接的欺詐行為，至少也是隱瞞事實。司各特明白，在這個問題上許多人會認為他的行為並不是無可指責的。真相大白以後他第一次在高等法院出現時，一位旁觀者指出，他的樣子沒有任何假裝若無其事或者示威性的挑戰神態，他表現出一位名譽無可指責的紳士所具有的勇氣和謙遜，儘管他知道，自己在某一點上是有過錯的。

　　他自己沉了底，但以此使債主們浮出水面免遭滅頂之災。「赫斯特和羅賓遜」和康斯特布爾及凱德爾宣佈破產；巴蘭坦也可能步他們的後塵，但司各特對這樣輕鬆地擺脫債務的辦法連聽都不願聽，他下定決心要償還全部債務，一個便士也不少。征得債權人同意設立了監護委員會。「詹姆斯·巴蘭坦公司」的兩個合夥人都把自己的全部財產轉交給它，以便使債權人滿意。而司各特則必須獻出自己的全部時間和才能來創作新的文學作品，以便用銷售這些作品所得的利潤來償清債務。扣除抵押阿博茨福德所得的10000英鎊，債款總數仍達116838英鎊。這筆數目中，大約40000英鎊實際上是「康斯特布爾公司」的債務，但由於期票的加倍或加二倍計算，——即便經濟學家也算不清這筆糊塗賬，因為正常的健全理智在這裡無濟於事——這些債務也落到了司各特的頭上。儘管如此，他自己的花費數額也是極大的。比如，他自己的債務，包括他的公司的空頭票據、由銀行貼現的個人負債收據和期票等，總數在70000英鎊至80000英鎊之間。

　　起初和他的主要債權人之一——蘇格蘭銀行發生了一點小麻煩。銀行不僅起訴控告他把兩部新作轉為康斯特布爾的財產，司各特為此取得了預支款，而且要求監護人提起訴訟，重新審議瓦爾特和珍妮的婚約條件（根據這一婚約阿博茨福德及其內部所有財產由司各特的長子繼承）：

　　提出要賣掉別墅內的全部動產，包括珍貴的藏書。司各特立刻產生了戰鬥精神，他採用了恫嚇的辦法，更確切些說是正當防衛，使銀行一下子明白過來了。司各特表示，假如銀行堅持自己的要求，他將宣佈自己破產；結果他們將只能從每個英鎊得到幾個先令，而他以後將只為自己工作了。考慮到將來的一個英鎊畢竟比眼前的兩個先令好，銀行讓步了，全體債權人會議決定保留司各特處理自己的郡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秘書薪俸——每年1600英鎊，並保留阿博茨福德的權利。後來，為了感謝他為債權人利益做出的努力，債權人們向司各特贈送了禮物——阿博茨福德的藏書、陳設和收集的稀世奇珍。所有這些東西的價值確定為12000英鎊，也就是說如果將這些財產沒收，債權人從這裡可以每英鎊得到二先令。

　　後來，司各特去世時留下22000英鎊的未清償債務，外加利息。那時他的著作的出版人是凱德爾。到1836年為止，凱德爾用他的著作為自己淨賺利潤達60000英鎊。和康斯特布爾一樣，凱德爾對他們公司那40000英鎊債務負有一半道義責任，而這些債務都算到了司各特頭上。當「康斯特布爾公司」破產時，凱德爾宣佈自己是沒有支付能力的欠債人，從而避免了按期票付款的義務。司各特逝世以後，他不去感謝司各特的遺囑執行人清償了他凱德爾的債務，反而在作家的家屬無償地把司各特著作版權屬自己的那一半轉讓給他的條件下，才同意承擔應付給債權人的款項的餘數。他的建議被接受了，1847年，司各特的遺產解除了一切債務的約束。洛克哈特按照與凱德爾的協議不得不把自己的《司各特傳》的版權也讓給他，還感謝出版商的無私幫助。因此，想到這位無私的男子死時是大量地產和10000英鎊淨資產的主人，應該使我們感到安慰。

　　斷定康斯特布爾精神不完全正常以後，司各特決定由凱德爾擔任他的著作經銷人和文學問題顧問。凱德爾還沒有來得及被宣佈為破產者，並免除債務清償責任，就創立了自己的出版事業。監護委員會仍讓詹姆斯·巴蘭坦留在印刷所內任經理；後來他成了它的業主。像往常一樣，巴蘭坦負責司各特的書在他的印刷所印刷的事務。

　　在最後的歲月裡，生活對瓦爾特爵士來說是甜蜜的夢；突然它變成了一場噩夢。但司各特天生的樂觀精神快得驚人地重新占了上風，他完全有權對萊德洛聲明，他能夠把自己和埃爾登丘陵相比：「我和它一樣堅定地站立著，雖然前額也稍許有些發昏。新的道路展現在我面前，我不會不友好地看待它。上流社會能夠顯示出的一切，我都已經看到了，我也享受到了財富可能給人帶來的快樂。我深信，日光之下的許多事情，即使不是捕風，也只是一場虛空。」

　　1月底，他給洛克哈特寫信說：「奇怪，我這麼快就適應了自己的倒黴境況。天哪，我甚至喜歡這種境況了。什麼時候我的女士們學會更好地忍受這種境況就好了。但我自己覺得完全無所謂的那些東西使她們感到難過——出門旅行、家庭開支等等要厲行節約了，我擔心她們寧可過得窮困但看起來顯得闊綽，而不是相反。」他經常重複尼姆軍士的格言，來安慰自己：「一切聽其自然。」在《日記》中他這樣考慮問題：「我有這樣的感覺，仿佛我從肩上卸下了豪華的、但卻非常沉重的服裝。這些服裝與其說為我禦寒，不如說給我增加了負擔……我按照老習慣睡覺、吃飯和工作，假如家裡人也像我一樣對失去上等地位不在乎，我就是完全幸福的了。」

　　司各特是個天生的鬥士。有一次，他和詹姆斯·斯金一起在一個公園裡散步，這公園是不久前在愛丁堡城堡和國王大街之間開闢的。司各特說：「您知道嗎，我感到一定的滿足，能面對面地去迎接命運的逆轉給我帶來的最可怕的東西。對於打破了我的安寧的那種打擊的全部力量，我是以這樣的話來承受的：『哪怕為了挽回名譽，我也要挺住』。老天作證，如果說我有敵人的話，有一點我可以把手按在心口承認：我有生以來從未有一次故意讓人家認為我是敵人，因為我覺得即使政治熱情之火也不曾在我心中找到過有用的養料。我想不起來曾經對什麼人懷有惡意，在我蒙受屈辱的這個時候，上帝保佑我，我仍希望給任何人做任何好事。如果我認為我的哪部作品裡有傷害誰的尊嚴的句子，我就會把這本書付之一炬。」

　　散步後回到家裡，他走進書房記下這樣一段話：「妻子和女兒正在客廳裡熱烈地聊天。我聽到她們這樣，心裡鬆快些了。」2月5日，他記道：「自從我的社會地位發生劇變以來，才過了不到三個星期，但我對這件事情已經完全無所謂了。」一個月以後他斷定，沒有那些財產，他的日子過得比有財產時更快活。

　　名望和金錢對司各特來說不像對大多數人那樣重要。司各特對洛克哈特說過，「我從未有過同意放棄文學的時候，哪怕出給我十倍於我從這些書所得的錢，我也不幹。」可惜他的妻子和女兒十分珍視奢華的生活和在上流社會的地位。她們沒有馬上認識到，兩者都已一去不復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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