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39)_學達書庫

三九

　　他們在斯托茲，在溫德米爾湖畔休息了幾天，拖延了歸期。他們在一位名叫做博爾頓的富商家裡做客，他邀集了政治家喬治·坎甯、教授約翰·威爾遜和詩人威廉·華茲華斯到自己家裡與他們共同度過了這幾天。美好的天氣、極其文雅的同伴、引人入勝的交談、到城外美麗如畫的角落去郊遊、出色的快艇比賽，時間就這樣不知不覺地飛馳過去。洛克哈特在致妻子索菲亞的信中這樣描述華茲華斯：「年老、高傲、自負，而且傲慢到可笑地步，看來他認為坎甯和司各特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一個小指頭。」

　　他們同華茲華斯從溫德米爾到賴德爾，之後又到凱斯維克拜訪騷塞。華茲華斯「一路上不斷激情洋溢地給我們朗誦自己的詩」，然而司各特的詩卻連一行也沒有朗誦；每次，當華茲華斯為了喘口氣停下來時，瓦爾特爵士也朗誦華茲華斯的詩。司各特並不贊同他所說的華茲華斯的「詩的體系」，也沒有想過將自己的詩與華茲華斯的詩相提並論，用他的話說，華茲華斯是「優秀的，思維最健全的人」。本傑明·希頓認為，如果使華茲華斯獲得司各特那樣的成功，他就會成為一個令人討厭的人，然而如果司各特要經受華茲華斯所經受的挫折，他一點也不會失去他所固有的魅力。「當司各特先生和您的朋友拜倫勳爵以如此快的速度獲得成就時，請問真正的詩人還期待什麼成就呢？」他問塞繆爾·羅傑斯。華茲華斯對與自己同時代的人的作品持輕視的態度，對自己的作品則持崇敬的態度。當華茲華斯想到，他只能打動少數人的心弦，同時司各特卻能使許多人都慷慨起來，他當然會感到萬分痛苦。然而，他生活在自己所想像的世界裡，想像使他無憂無慮。

　　司各特回到了阿博茨福德，愛爾蘭詩人托馬斯·穆爾成了他的第一批客人中的一個。穆爾以自己的詩歌使司各特讚歎不已，由於他們倆人都心地善良，易於接近，對榮譽淡漠，因此相互之間立刻就產生了好感。

　　「我總是發現，」司各特對艾伯科恩爵士夫人說，「文學家認為自己的職責是在社交場合中談話要有點不自然和競尚辭藻，好像以為自己不是交際場合中的一般成員，而是某種少有的人物，其他的人會來看他們並感到驚喜。」穆爾也和司各特一樣，善於掌握時機，自己開心，也讓別人高興，不把自己的著名詩人的地位放在心上。他到阿博茨福德還沒有一晝夜，司各特就向他承認，「《威弗利》作者」的全部小說都是他寫的，並就這些小說敘述了許多事情。「對我來說這些小說是金礦脈，」

　　他說，「但是最近不知為什麼寫不出來了，我已經創作不出像我開始寫的這樣好的作品。」

　　司各特於1825年11月20日開始記《日記》，這可能是他的最珍貴，並無疑是最激動人心的作品：而《日記》使我們看到，在他的個性中廣闊的胸懷和偉大的才智處於同等地位，所以它也是過去寫過的所有這類人類文獻中最引人入勝的一部。我們將在以後引用《日記》中最有趣和最痛苦的片斷。

　　同年秋天在阿博茨福德進行最後一次的騎馬打獵，在令人疲勞的追捕的最後，瓦爾特爵士縱馬跳過卡特雷爾——一個由壕溝和土牆組成的古老的不列顛防禦工事。結果此舉以馬和騎手一起重重地跌倒而告終。

　　司各特跌得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傷得很厲害，以至從此以後他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馬，再也不想從躍馬奔馳中得到快樂了。他認為這件事是一個不祥之兆。他不幸而言中了。

　　第十九章　大難臨頭

　　對於那些手裡有餘錢的人來說，1825年是激動人心的一年。這是交易所投機生意興隆和充滿樂觀希望的時期。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爆發起義來反對宗主國，而英國人就像伊麗莎白女王時代快樂的海盜日子裡一樣，老遠就聞到了黃金的氣味。但時代畢竟不同了，以前在公海上幹的勾當，現在是在交易所裡幹了。為了開發拉丁美洲那些年輕的共和國裡仍處於處女狀態的自然資源，許多公司一家接一家地成立起來。這些國家的政府很快就要得到正式承認。被稱為假繁榮的傳染病也侵入了英國企業家活動的一切領域，包括煤氣工業、鐵路和釀酒業。到處都在狂熱地買，瘋狂地賣。股票行情像煙火一樣上升，又像煙火一樣跌落。到年底，發生了交易所的恐慌；銀行凍結了款項，許多公司紛紛倒閉，許多人遭到破產。正如司各特在《羅伯·羅依》中所寫，「早晨的寒氣使人清醒過來」。但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這一切蠢事會連累到他自己；因此當他得知冒險投機生意壞了康斯特布爾的倫敦代理人、「赫斯特·羅賓遜公司」的大事時，感到十分震驚。

　　這時司各特正忙於拿破崙傳的寫作。他身邊擺滿了書籍、報紙、手稿和其他材料，常常一連幾小時伏在寫字臺上，聚精會神地企圖透過眼鏡片看清密密麻麻的外文鉛字和字母。與他同時代的報紙和雜誌他一般是不看的；在那個時代的文化人中，他比任何人都更少閱讀當時的報刊。

　　而現在他不得不研讀過期的《箴言》及諸如此類的其他報刊。這種不習慣的工作使他感到疲倦，於是他又開始寫作新的小說——《伍德斯托克》。他仍然抱有幻想，打算再買一大塊地皮：凱德爾剛剛向他提出建議，假如需要的話，「拿現錢出來」，正因為如此，從倫敦傳來的關於那邊的事情不妙的消息使他大為吃驚，簡直不願意相信。無論「赫斯特和羅賓遜」遭到什麼樣的不幸，都會給康斯特布爾和巴蘭坦帶來嚴重後果，因為三家公司在出版和銷售「《威弗利》作者」的小說方面是密切合作的。他尋思道：「1814年我就有過教訓，我本應從中得出結論，但成功和富足使我把它忘了。」

　　不幸正是在這裡。他對事務的忽視是由於一種簡單的原因：他討厭一切賺錢手段，當然除了使他感到快樂的寫作以外；由於他生來習慣於驅散關於他覺得可鄙的事物的念頭，因而對於自己的財政狀態，他沒有一點點概念。「多操心多煩惱」這一格言對他來說就是法律，正如對一切過著自得其樂的生活的人一樣。康斯特布爾證明，在他的公司和作者的一切業務往來中，「司各特總是表現得極為好說話，極為寬宏大量，和他打交道時不需要提出任何條件和前提。而這在別的情況下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有時候他從幻想中驚醒——他幻想要把阿博茨福德擴大多少英畝，幻想寫新的小說，這時他便發揮出一個遠離事務的人被實際事務吸引而著手幹起來時那種狂熱的積極性。這時他總要囑咐詹姆斯·巴蘭坦要經常地去自己的印刷所看看，因為重要事情是不能轉托下屬和小人物的；並勸導他說，像他這樣才幹出眾，誠實正直，理智健全的人是沒有權利讓懶惰和把一切束之高閣的習慣損害他的品質的。有時司各特要求每星期向他提供關於公司及其財產狀況的詳細報告——「以便使我不必什麼都親自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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