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司各特 | 上頁 下頁
二二


  他自視不高,所以很知足,他雖然「秉性孤僻」,卻喜歡與別人相伴。他甚至同那些討厭的人也能和睦相處,這多少是因為他心地善良,同時也由於他認為和這樣的人交往是很開心而且頗有教益的事。在羅斯林的教堂裡住著一個絮聒不休的老太婆,她不停地講述關於當地遺址的種種故事,纏得人們無法脫身。有一天司各特同厄斯金一起去遊覽教堂。

  厄斯金希望他們倆作為常去的遊客可以免掉這個饒舌老太婆的絮叨。司各特不同意,他說:「每一支歌曲都暗藏著只有歌手才知道的優美之處。

  如果對她說,這些東西我們早就聽到過了,這不啻是叫這個可憐的人傷心。」司各特成名以後,捧場的人蜂擁而來,而他對他們卻很寬厚。有一次在招待晚會上,兩個年輕人離開人群,走到窗邊,為的是躲開一個令人生厭的人。司各特一瘸一拐地走到他們跟前,對他們說:「哎呀!

  兩位年輕紳士,你們的禮貌哪裡去了?說實在的,要想成為一個地道的惹人厭惡的人,得有相當高的天分呢。」沒有人見過司各特在大庭廣眾之中為別人的罪過發過火,他可以重複福斯塔夫的那句話:「我的好兄弟,這都是些塵世上的人,塵世上的人呀!」沒有人聽見過他對別人的缺點做惡意的嘲諷。如果一場激烈的爭論可能發展成人身攻擊,他就盡力使爭論的雙方一笑而捐棄前嫌。他說:「忿忿然的情緒哪怕只是一閃而過,我也會責備自己,所以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儘管我有許多缺點,其中卻未必包括脾氣暴戾。」宗教在蘇格蘭歷來是爭端的因由,所以司各特很討厭宗教狂熱,因為宗教狂熱把宗教信仰變成「必須對政治和世俗事務持某種態度的理由和藉口。宗教狂熱只會作惡,破壞家庭,唆使子女反對父母,教導所有的人一面頌揚上帝,一面卻用一種在我看來是新的方式投入魔鬼的懷抱。」

  他厭惡宗教、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極端言行,因為支配他自己的感情的是理性,而不是衝動;由於同樣的原因,他更善於幫助別人,而不是安慰他們。他自己能夠承受種種不幸,所以不會對那些遭到不幸而垂頭喪氣的人說幾句寬心話。他生性樂觀,這種樂觀精神使他能應付最大的悲痛,度過最陰暗的時刻,而想像力和非凡的記憶力使他不會長久沉湎於憂鬱和悲觀之中。司各特生活在他自己想像力的正常世界中,這種想像力給他帶來了幸福,也使他的讀者交了好運。司各特的另一個常用的支柱是記憶力,而且是出類拔萃的記憶力。他在54歲時說,只要給他讀出第一行字,他就能一字不差地複述15歲以後寫的任何一封信。他在同拜倫談話時,背誦了柯勒律治的《克麗司脫倍》,雖然這部長詩他只是聽別人讀過一次。華茲華斯的許多詩篇他是過目成誦。被他用作長篇小說各章題詞的許多詩句是他青年時代就能背誦的。在人類歷史上,他或許是兼有非凡的記憶力和豐富的想像力的惟一例子。

  最能說明司各特對人的真實態度的是他的長篇小說。司各特作為一個作家,他的奇特之處在於他的世界觀雖然是浪漫主義的,然而他的小說的主要成就卻並不是帶浪漫色彩的騎士形象,而是毫無浪漫主義情調的普通人的真實性格。司各特對莫裡特抱怨說:「我老是寫不好那些真正的英雄形象,可是我對邊區形形色色的居民、海盜、山裡的土匪和羅賓漢式的其他好漢卻有一種偏愛。」而他寫得最成功的要算是乞丐、城市法官、僕役和牧羊人的形象。司各特既是浪漫主義作家,又是現實主義作家,他的這種兩重性反映在作為一個人的司各特同巴克柳公爵和湯姆·帕迪的友誼中,又通過他一身兼為地主、阿博茨福德的主人,以及愛丁堡公職人員而得到反映。

  這種兩重性表現在他寫作和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威弗利》的有關情節中。我們知道,他著手寫這部小說是幾年以前,後來聽了厄斯金的勸告,中斷了寫作。一兩年後,司各特打算再度提筆(約翰·巴蘭坦的1809—1810年出版目錄裡有這部小說),不過後來又擱下了,因為詹姆斯·巴蘭坦認為開頭的幾章寫得枯燥乏味。又過了五年,作者已經記不得這部手稿被塞到哪裡去了,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在放漁具的舊箱子裡發現了這部手稿。他把厄斯金和巴蘭坦的規勸拋在一邊,提筆寫了起來,而且在三個星期裡寫完了最後兩卷,雖然他一直忙於自己的主要事務,包括法庭的差事在內。他說:「幹這件事使我得到極大的愉快。」

  這種愉快看來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在緊靠城堡街的喬治大街上住著一個學法律的年輕人,他從窗口看到司各特每天在書房裡奮筆疾書直到深夜,而一摞寫得密密麻麻的稿紙不斷增高。巴蘭坦把這部小說拿給康斯特布爾看了,康斯特布爾願意出7000英鎊買下版權。司各特認為,如果這部小說失敗了,那麼這筆錢數就太大了;而如果小說成功,這筆錢又太少了。康斯特布爾後來出版了這部小說,商定同匿名的作者平分利潤。

  康斯特布爾很快就猜到《威弗利》的作者究竟是誰,逐漸知道了內情;可是司各特沒有對人說過這部小說是他寫的,除了妻子和厄斯金、莫裡特這幾個知交之外,這本書博得了一片讚揚聲,於是愛丁堡的那些好說大話的人都裝模作樣的表示自己知道作者是誰。他們把這本書算在弗朗西斯·傑弗裡、威廉·厄斯金、亨利·麥肯齊、詹姆斯·博斯韋爾、司各特的弟弟湯姆,還有其他許多人名下。

  有趣的是,不為人知的作者所獲得的榮譽,究其根源卻來自他寫得最不成功的一部作品,不過,由於這部作品出現了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個扉頁——「《威弗利》作者著」。有了《威弗利》,19世紀文學中才出現了我們所說的長篇小說;《威弗利》和司各特以後寫的作品把各文明國家的文學領上了一條新路。塞萬提斯扼殺了長篇小說,而司各特又使它起死回生。他們兩個人都在小說界進行了一場革命,而這話對其他任何一位作家都未必適用。17世紀初被塞萬提斯用嘲諷從生活中趕走了的東西,200年後又多虧司各特而得以再生,但是經過了相當徹底的修正:

  他在自己的畫卷上繪出了活生生的人物,用可以與莎士比亞媲美的那種同情心和滿腔熱忱來表現他們。然而,《威弗利》既給作者帶來了聲譽,又給造成了損害。「威弗利作者」的名聲使許多人正是從這本書開始認識司各特,結果又往往只以這本書為限。只消讀一讀開頭幾章,就足以使人不想再讀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了。

  除了幾個朋友之外,司各特對所有的人都暗示或者直截了當地宣稱《威弗利》不是他寫的。在以後出版的小說中,他也一直嚴守秘密,只是後來迫於形勢,才不得不公開承認。連對艾伯科恩夫人和喬安娜·貝莉,他也沒有洩露秘密;孩子們也不知道,雖然他們看來有所覺察。儘管拜倫、謝立丹、攝政王和瑪麗亞·埃奇華斯對他施加壓力,他也沒有承認這部小說出自他的手筆。在聚會中談到這件事時,司各特常常拿它開玩笑,他一本正經地向在場的人說明,基於種種理由,匿名作者的這些小說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而且每部小說都清楚地表明,作者不是司各特,而是另外某個人或者某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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