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時代的謎案(97)

九七

　　起初，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奧弗申柯走了運。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阿納斯塔斯·米高揚提到父親^①是一個死後受到詆毀的受害者。詆毀者是歷史學家Ａ．Ｂ．利霍拉特。^②我認為，這意味著中央承認這位革命家是無辜的。不久，我收到了為父親死後平反的證明書。自然，證明書不是寄給我的，任何人也沒有找過我。我自己不得不就此提出請求。過了不久，在1963年，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科學研究員Д．Ｂ．奧茲諾比申公開指責「具有托洛茨基主義思想情緒的」安東諾夫—奧弗申柯1919年時在烏克蘭戰線上執行了反黨的戰略。一年之後，《消息報》發表了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研究員Ａ．Ｍ．索沃金寫的一篇短文，他斷言，安東諾夫—奧弗申柯同德邊科串通一起，對一篇預先約定的電文——「把條例發出去」進行了改寫。根據這封電報，一支艦隊在1917年10月，應當從赫爾辛福斯開往彼得堡。這樣一來，安東諾夫和德邊科就從名利主義的動機出發，把電報看做是自己的。從而「偽造了一份歷史文件」。^③

　　①即本書作者的父親。——譯者注

　　②《蘇共第22次代表大會、速記報告》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326頁。

　　③《消息報》1965年7月10日。

　　這篇報紙上的潛言中傷當時是索沃金炮製的，他是同安德烈·斯維爾德洛夫一起炮製的。雅·米·斯維爾德洛夫的兒子^①多年來一直在貝利亞的領導下有成效地工作著。因此，尋找安德烈·斯維爾德洛夫的行為動機是不需要的。但是，是什麼東西促使報紙編輯Ю．П．沙拉波夫去參加這一詆毀行為的呢？

　　①安德烈·斯維爾德洛夫是亞·米·斯維爾德洛夫的兒子。——譯者注

　　我在編輯部裡同負責人談話時指出：「3個科學副博士來幹一件簡單的卑鄙事情，不是太多了嗎？」編輯大笑起來。我可笑不起來。我決定對索沃金和編輯部向法院起訴。幸運的是，在《刑法典》和《民法典》中列有公民要求給予恢復名譽的權利的條文。我訴諸了人民法庭——申請書自然未被接受。又訴諸市法院，情況也一樣。只是由於一些老布爾什維克的干預和總檢察長的個人指示，市法院才接受了對案件的審訊……但是馬上就閉庭了，原因是《消息報》及時地刊載了索沃金的一封信。但他並不是向讀者和報社編輯部道歉。你要知道，他是又搞到了一些新材料使自己不得不承認「犯了錯誤」。^①不過如此而已……《消息報》編輯部一句話也沒有講。

　　①《消息報》1965年8月31日。

　　與此同時，無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還是社會科學院，或者是蘇共中央高級黨校，它們都出版了一批黨的歷史方面的著作。現在，斯大林已經不是革命領袖了，甚至也不是第二二領袖。作者們採取了對他的名字避而不提這樣一種方便的立場。另一方面，對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咒駡卻加倍地厲害起來。因為離了咒駡，就無法進行論文答辯，就不能夠出版書籍和發表文章。不管有無理由，都要提到「托洛茨基分子」安東諾夫—奧弗申柯。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年月裡，安東諾夫曾在巴黎辦了份國際主義的報紙，同列寧的《社會民主黨人報》團結一致地行動，而同托洛茨基和馬爾托夫則公開地劃清了界限。所以列寧歡迎安東諾夫—奧弗申柯的立場。但是，有誰去弄清楚這些細微之處呢？依然給人家扣一些陳舊的、可靠的帽子，當然是最省事的。

　　還有一個方便的藉口，這就是1923—1924年進行的辯論。後來斯大林的這一挑撥行為使幾千個誠實的革命者喪失了生命。但是，你去搖鈴吧，你去敲鐘吧！反正所有不支持斯大林的人都是托洛茨基分子。所有反對總書記的證明文件都是托洛茨基的證明文件……這場荒謬的運動並不就是這麼荒謬的。因為沒有這樣一場運動又如何解釋黨的列寧骨幹的死亡呢？至於右手幹的事，左手不知道，這樣的障眼法這裡就不去說它了。而為了安慰那些被平反的人，在他們的紀念日開個紀念會，紀念一下也就可以了。

　　在安東諾夫—奧弗申柯80誕辰（1963年）和90誕辰（1973年）時，一兩家報紙對此作出的反映是發表了幾篇短評，但在短評中卻總要提到他的「托洛茨基的」過去。這位革命家的戰友們打算在革命博物館和蘇軍大樓舉辦幾次回憶晚會，但是他們「不被理解」，無論是在莫斯科，還是在列格勒或基輔，這樣的晚會都未辦成。一些著作家建議在中央大樓慶祝一下安東諾夫—奧弗申柯這位作家、批評家和詩人的90誕辰，但是這個建議剛一提出來就被否決了。有人說：「在這些失勢的人中，他是這樣一個人嗎？」——「對他的平反是中央決定的嘛。」——「可是誰敢向我擔保，明天他不會像費多爾·拉斯科爾尼科夫那樣，取消對他的平反呢？」——提出這種反對意見的是一位負責人。後來，在報刊上接著又發表了一系列詆毀性的文章。

　　我是盲人協會的成員，幾年來我曾在那裡就父親的革命道路作過幾次講演。接著就有人對我進行告密，於是不准我「擴散托洛茨基分子的觀點」。我向党的監察委員會主席寫了一個很長的聲明。我請委員會主席Ａ．Ｅ佩爾謝檢查一下對中央決定的執行情況。如果中央的決定還沒有被取消的話，就應該停止對我的已經平反了的父親進行語言中傷。兩個星期之後，佩爾謝的助手把中央監察委員會指導員彼得羅娃的電話號碼告訴了我。我又等了兩個星期（因為問題正在研究中）。這時我給她打去了電話，我從電話中聽到：「決不……就是……是的！我正在研究你的聲明呢。你父親的案卷就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不瞭解，你的願望是什麼……他是1917年入黨的，而在此以前……」——「請原諒，為了把情況搞準確，我不得不插進一句話。我父親是1903年入黨的。這反映在列寧在世時出版的歷次代表大會的記錄中。我可以向您提供一切材料。要知道我是一個職業歷史學家。如果您親自接見我的話……」——「這沒有任何必要。你的案卷就在我這裡。你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歷史學家呀？1938年時，你被學院開除了……」——「但是不久我就又複學了。一年之後，我領到了畢業證書。」——「這不可能。」——「請您稍等，我把畢業證書的號碼告訴您。」——「不必麻煩了。我已經說過，你的案卷就在我的桌子上嘛。」——「這麼說來，我是一個騙子了，我拿到的畢業證書是假的？是這樣的嗎？」——「我認為話題已經談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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