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時代的謎案(96)

九六

　　另一個女奸細是謝拉菲瑪·戈普涅爾。雖然她把對「人民的敵人」進行平反理解為個人的悲劇，但事情還沒有發展到把她送精神病院的地步。她的丈夫是列寧的戰友埃馬努伊爾·約諾維奇·克維林。在丈夫被捕後，這位老女布爾什維克向黨委交了一封信；信中說：「我感到羞恥的是，我在20多年的時間中，竟然同這個壞蛋結合在一起。而關於他進行敵對活動的信號是已經表現出來了的。」戈普涅爾仇恨丈夫是有其充分有力的理由的，因為克維林在被捕前不久，離開了她，又建立了新的家庭。

　　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預定要召開一個紀念克維林的晚會。這位遺孀擔心起來：要是突然出現一封詆毀她的信叮怎麼辦？要是再出現什麼類似的情況又怎麼辦？於是她問老黨員阿列克謝·魯堅科（他在集中營裡度過了17年）：「你不知道對隊前敵人的聲明書保藏在什麼地方嗎？」魯堅科安慰她說：「這種文件可以放在各個地方。」戈普涅爾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打去了電話，請求把紀念會因她有病而予以延期。這個手段她又玩弄了一次。克維林的兒子專程從烏拉爾來到莫斯科，但是他終究沒有等到父親的慶祝晚會的召開。

　　不久，戈普涅爾放心了：「沒有人去破壞斯大林奸細們的名聲和人格。於是戈普涅爾又在報刊上發表起文章來，又在會議上發表起言論來。1963年在革命博物館為安·謝·布勃諾夫^①舉行的紀念晚會上，戈普涅爾指責這位已故的革命家對布列斯特和約持否定的態度。而當時處身在葉卡捷林諾斯拉夫的戈普涅爾本人卻於布列斯特談判期間，竟在該省的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一項譴責列寧路線的決議：「布列斯特和約是背叛革命的行為。」

　　①安·謝·布勃諾夫（1883—1940）是蘇聯黨政領導幹部。1917年參加領導十月武裝起義。曾任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工農紅軍政治部主任、俄羅斯聯邦教育人民委員等職。——譯者注

　　這一類的事情簡直可以編一本很厚的選集來。然而用不著去這麼做，因為既然革命家雅柯夫·斯維爾德洛夫的兒子曾在貝利亞身邊工作，既然列寧戰友的遺孀成了集中營裡的好細，並且在獲得自由之後，再一次出賣死者，而後來她竟出版了一部描寫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長篇小說，這就使得在人們的心理上不能不產生重大的錯位現象。

　　……30年代當赫魯曉夫主管烏克蘭中央的組織部時，瑪麗亞·什馬耶諾克領導著宣傳部。赫魯曉夫很器重她，時常徵求她的意見。什馬耶諾克的丈夫、中央委員會書記尼古拉·傑姆琴科被消滅了。瑪麗亞帶著兩個兒子——尼古拉和費利克斯，被送進了集中營。1948年時，什馬耶諾克回到了烏克蘭。當時擔任烏克蘭中央書記的赫魯曉夫，沒有接見她，而是把她送交給內務人民委員部。什馬耶諾克從那裡作為一個經濟派分子被打發到了「紮波羅熱冶金廠」。在這個聯合工廠裡，人們開始一致地、而且是樂意地來折磨這個把自己偽裝起來的「人民的敵人」。他們在計劃處折磨她，在黨委會和基層委員會裡折磨她，在開會時、開會前、開會後以及在不開會的時候，都折磨她……

　　1955年。瑪麗亞·什馬耶諾克來到了莫斯科，她往郵箱裡投進了一張寄給中央第一書記的明信片。赫魯曉夫立即接見了她。「在當時，即在1948年時，你一定生氣，是吧？我當時沒有接見你……但在當時我能夠做什麼呢？」而現在他這位第一書記又能做什麼呢？例如，他能向全體政治犯宣佈大赦嗎？不能的，但是要知道他是想這麼做的。

　　黨內的大官們不想這樣做。1953年9月17日短暫的大赦只涉及到了刑事犯和「生活作風上有問題的人」。不過集中營的制度已經不那麼殘酷了，被平反者的小溪開始流水了，押送隊已不敢利用自己的權力來槍斃犯人了。但是1958年春天，刮來了另一種風，懲罰政策獲得了新的推動因素，這就是內務部頒佈的第380號命令。各集中營裡開始設立專門隔離病房。雖然小溪還在繼續潺潺作響，但是殘酷制度的恢復使政治犯們首先受到打擊。

　　1944年在伯朝拉，我見到了Г．Ｍ．達尼舍夫斯基教授，他是一位大內科醫師。1937年時他因殺害高爾基案件而被捕，同時還指控他為英國、德國及其他4個國家當間諜。原來是教授曾代表蘇聯醫務界出席了6個國際代表大會。1955年，伯朝拉來了個中央委員會的專門委員會。他們建議達尼舍夫斯基提出申請，要求重新審查他的案件。他寫了一份36頁的申請書。專門委員會委員Ａ．Ｂ．斯涅戈夫是教授的老相識，他拿走了申請書，但是為了以備萬一，他請犯人在一張空白紙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赫魯曉夫很費力地去弄懂達尼舍夫斯基寫的這個很長的申請。這時斯涅戈夫拿出了準備下的、由教授簽了名的那張空白紙，說：「也許這能用得上吧？」赫魯曉夫表示同意，並口授了如下一段文字：「1918年入黨的黨員、蘇聯衛生人民委員部科學委員會前主席、醫師進修學院院長Г．Ｍ．達尼舍夫斯基致聯共（布）中央第一書記尼·謝·赫魯曉夫。申請書。我沒有任何罪過。請予以釋放。」赫魯曉夫在上面作了指示。他把第一份申請書還了回去並說：「這一份申請書留給自己作紀念吧」。^①

　　①Ａ．Ｂ．斯涅戈夫的證詞。

　　達尼舍夫斯基釋放後在米亞斯尼科夫心臟病學研究院工作。1955年，他寫的《一個人在北方對生活條件的適應》一書出版了。扉頁上的題詞是：「愉快地獻給不能忘懷的朋友和同志安娜·達維多夫娜·達尼舍夫斯卡婭—羅佐夫斯卡婭。1955年9月21日。」

　　被非法鎮壓的羅佐夫斯卡婭的申請書也到了赫魯曉夫那裡。她是1904年入黨的黨員，列寧的親密同事。至今還保留著她同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並排站在紅場上拍的一張照片。她因梗塞躺在醫院裡。什維爾尼克的副手來看望她時，給她帶來了黨證。兩個小時後，羅佐夫斯卡婭逝世了。她從集中營釋放後一共只活了兩個月。

　　……回顧過去，回顧解凍天氣的短暫歲月，你會把平反看作像是一種抽彩。平反工作所依據的原則本身——如果這能稱之為原則的話——。看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為每一個政治犯應當自己為自己申請（如果他還活著的話），或者由親屬為他提出申請。甚至在平反這樣一件人道的事情上，也是既沒有合理性，又沒有對個人的尊重……

　　同志們請求外高加索聯邦前外交人民委員給1937年死去的亞歷山大·阿爾捷米耶維奇·別克紮佳恩平反。究竟是在什麼情況下保存下了別克紮佳恩的案卷——很厚的一個綠色公文夾，這不清楚。在公文夾裡有一份報告，上面有總書記的批示：「槍斃」；還有死者的幾張照片。檢察長把一位老女共產黨員Ф．Ｍ．克努尼揚茨叫了來，把一張照片給她看。問她：「認得出來嗎？」——「怎麼能認不出來尤裡婭同志……我們一起進行過黨的地下工作。」照片上有一張因受傷而變醜的臉，一隻發腫的眼睛……克努尼揚茨讀著別克紮佳恩的供詞：「我的父親是貴族出身，擔任過調停官的職務。家很大，我們過著窮困的生活。我靠自己的錢來學習。因此我加入黨只是為了為窮苦的生活報仇。但是主要目的是使黨受到許多損害。」「您對別克紮佳恩的看法呢？」檢察長問。「這是一個非常誠實而純潔的人，一位傑出的共產黨員。」^①如果誰也沒有為他提出請求呢？如果同志們不去管他呢？

　　①引自Ф．Ｍ．克努尼揚茨的《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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