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時代的謎案(65)

六五

　　1923年時，1918年加入布爾什維克党的黨員阿拉姆·伊薩科維奇·伊萬尼亞恩作為蘇聯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全權代表在外高加索工作。革命前，他在格魯吉亞參加社會民主運動。1910年時他被流放到沃洛格達。他是一位出色的數學家，有學問的人，性情溫和，坦率真誠。有兩個兒子的總督邀請他擔任精密科學的家庭教師，是毫不奇怪的。給他這位老師規定的月薪是150盧布，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款額。簡樸的和生活上要求不高的伊萬尼亞恩幾乎把所有的錢都分給了貧困的政治流放犯。

　　伊萬尼亞恩眼滿流放期後，回到了格魯吉亞。1917年時他在彼得格勒被選為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格魯吉亞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後（1921年），他去到了梯弗利斯。俄共（布）高加索局把他派往亞美尼亞去工作。他在那裡工作了兩年，擔任糧食人民委員、對外貿易人民委員、亞美尼亞貿易股份公司董事會主席等職務。他回到梯弗利斯後，擔任了外高加索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這一更為負責的職務。下面我們從他於1926年7月3日寫給黨的外高加索邊疆區委書記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的信中引證一部分：

　　「快到1923年底時，作為對外貿易人民委員的全權代表，我的各種相互關係變得非常緊張，使我不得不請求外高加索邊疆區委解除我的職務，尤其是根據我當時掌握的情報來看，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的不滿情緒也開始波及到中央……外高加索邊疆區委拒絕了我的請求並通過決議（現將決議附上），委託我親自將情況轉告黨中央。

　　……我來到莫斯科後，立即去拜訪納紮列強，在他的辦公室裡，我第一次見到了斯大林同志，這次見面的情況使我難以忘記。他走出辦公室，向一些同志打招呼，在介紹我時，他問：『是從沃洛格達來的伊萬尼亞息吧？知道……』接下去，他一面同別的同志打招呼，一面講話。我十分真誠而坦率地承認，我實在是陷入了一種愉快而疑惑的狀態中。說愉快，是因為總書記知道了我；說疑惑，是因為當我還根本不知道他是從沃洛格達來的時候，他卻知道我是從那裡來的。」的確，當時有誰知道他這個約瑟夫·朱加施維裡呢？人們知道他是在20年之後他登上了領袖寶座的時候。

　　伊萬尼亞思沒有預料到從同斯大林的見面中會產生什麼不好的後果。他堅持離開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又回到了梯弗利斯。在梯弗利斯，讓他在國家計劃委員會中工作。在這裡並沒有立即發生什麼不愉快的事情。兩年的時間過去了，在新的崗位上，伊萬尼亞思充分表現出了自己的知識淵博和多才多藝。這時，拉夫連季·貝利亞已經升到了格魯吉亞國家政治保安局副主席的職位。有一天，他把邊疆區執行委員會所屬國家計劃委員會的黨組織書記柳德米拉·伊萬諾夫娜請到他那去，建議她立即把伊萬尼亞恩作為一個「辜負了信任的人」開除出黨。書記企圖為伊萬尼亞恩同志辯護，但是貝利亞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有指示，建議她考慮一下。一個星期後，貝利亞把書記又叫了去。「喂，怎麼樣？」——「伊萬尼亞恩同志是一位誠實的、學識淵博的幹部，大家都敬重他，而且也值得敬重。」——「那好吧，我們在工作過程中來解決這個問題吧。」

　　1926年6月8日，外高加索邊疆區委監察委員會把伊萬尼亞恩開除了黨。6月21日，委員會主席讓伊萬尼亞思想到黨證還未交，於是他交出了黨證。伊萬尼亞恩受到的指控是；「1911年他在沃洛格達流放地時，收到了70個盧布，而這些盧布是彼得堡組織根據國外局的建議，匯寄給斯大林同志，供他從沃洛格達逃跑時用的。70個盧布的錢由伊萬尼亞恩收下後，卻沒有交給斯大林，而且錢和有關的電報同時都寄到了伊萬尼亞思的名下。」

　　後來，伊萬尼亞恩有機會看到了斯大林的信，這封信是反對這位誠實黨員的唯一「罪證」和對這位黨員進行難以置信的迫害行為的唯一原因。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黨委會的偵查員菲什金讓他看了這封信的原文。現在我們來引證一下斯大林寫給外高加索監察委員會委員米爾紮別基亞恩的信：

　　「我向您告知，根據我的請求（原文中就是這麼寫一的。——本書作者注），關於您所需要的、與伊萬尼亞恩同志有關的一些事實。

　　1）1911年我以秘密身份住在沃洛格達時，曾應伊萬尼亞恩的邀請，在他那裡住了兩夜或三夜。

　　2）他（伊萬尼亞恩）當時同塔塔裡諾夫及其妻子同住在一個住宅裡，我也在那裡住了將近一個星期。

　　3）他（伊萬尼亞恩）曾把我安排在（在他那裡住了兩夜之後）流放犯多列爾那裡，在那裡我住了兩個星期或者兩個多星期。

　　4）中央按照伊萬尼亞恩提供的地址給我寄來了70個盧布，作為我逃跑之用，但是這些錢伊萬尼亞恩同志沒有交給我，而只是把關於寄給我上述數目的錢的電報（電報裡去掉了幾個字）交給了我，而且伊萬尼亞恩同志無論是對於錢的「丟失」，或者是對於電報中去掉了幾個字這一事實，都未能作出解釋。

　　後來我到國外來到中央後，得到了全部證明文件，這些文件說明，當時確實是根據伊萬尼亞恩提供的地址，經沃洛格達給我寄去了70個盧布，這些錢並沒有丟失，而是由收件人在沃洛格達收下了。」

　　這封信像是一個宗教學校的學生寫的似的，寫得很詳細，但是缺少起碼的邏輯。信的原文本身就包含著對這種譖言中傷的駁斥。這個預謀犯把錢據為己有之後，又把「丟掉了」幾字字的電報出示給受害者，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預謀犯呢？而這在斯大林的誣告中還並不是唯一的荒唐行為。這件事與一些特殊情況有關，對這些特殊情況需要著重地研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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